李钧（音）属于典型的中国中产阶层，在上海某跨国公司当财务经理。他不久前买了台数码相机。什么牌子？美国的柯达。李钧说，他不想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给索尼等日本公司。 

    不过，中国人对物质的爱好冲淡了这种仇日情绪。到中国任何一座城市走走都不难发现这一点：东京流行时尚影响着上海和深圳；“凯蒂猫”无处不在；日本汽车满大街跑。据统计，住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日本人超过10万，这使上海成为仅次于纽约、洛杉矶的海外日本人第三大聚居地。每年度假或出差来华的日本人有100多万。从小餐馆到大企业，2005年底共有5000多家日企在华开展业务。 

    餐馆老板片山辉夫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上海有朝一日会成为纽约一样的国际大都市，希望自己能及早抓住机会。与他一样，北村裕三也把上海视为开设国际美发连锁店的第一站。人力资源专家三谷明子则通过学汉语改善自己的职业前景。 

    然而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中国发生的反日游行使他们的梦想遭到破坏。起初，片山难以接受，他的日本餐馆就在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路上。然而即便经历了这样的事件，造成的后果也并不那么严重。一些日本人的生意甚至做得比以前更好。光顾北村的美发店的中国客人越来越多。片山的餐馆重新开张后生意也日益红火，“现在日本客人占70%，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占30%，而以前来这里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 

    许多在华工作的日本人都感到，他们在赚钱谋生的同时，也在帮助改善日中两国的关系。中井敏惠在上海一家酒店工作，与一群中国人共事，每天都要处理文化差异。她看不惯那些喝醉的日本客人，他们只穿浴衣，对中国人傲慢无礼，“我不得不教育他们，这是在中国，别以为是到了日本哪个温泉。”上海的日语杂志也起着弥合两国隔阂的作用。萩原晶子说：“我想要杂志集中在艺术和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上，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读者。” 

    卡里娜·陈也是主张改善日中关系的积极拥护者，她4年前成立的文化交流团体KIM，参加者多达100人，日本人与中国人各占一半。卡里娜·陈在高中时曾去过日本，她起初以为日本人会不友好，但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电脑程序员楼宁（音）有类似体验，他认为彼此不信任源于相互不了解。 

    陈表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接触无疑有助于增进彼此理解。因而，当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处在冷淡时期，保持友谊的担子就落到了个人——在东京、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60年前，日本是个阴沉沉的国家，就像一件旧和服。如今，日本文化变得明快，日本人也发生了变化。”陈和其他希望日中友好的人们都盼望政治家也会发生变化。▲（摘自9月15日《大都会》，原题：日本在中国赚钱和建立友谊，作者马克·安德鲁斯，汪析译） 

    《环球时报》 ( 2006-09-20 第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