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6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26日刊出专访文章，专访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福岛淑彦教授。福岛淑彦表示，“农民工”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都是中日两国在农业化国家转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给一个社会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对法律建设、城市管理、个人权益进步方面的促进。

文章摘编如下：

“‘农民工’的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新兴国家的问题，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经济发达过程中都要遇上的问题。与日本的‘农民工’问题相比，中国社会的‘农民工’问题不仅出现得比较晚，也有自己的特性。把日中两国不同时期的‘农民工’问题做一个比较，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未来这个问题的一些解决方向。”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公共经营研究科福岛淑彦教授在接受《日本新华侨报》专访时这样说。

“农民工”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

《日本新华侨报》：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日本出现过“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而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也出现了“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对于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同一社会群体——“农民工”，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福岛淑彦：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或者说是农业国家转化成为工业国家、新兴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都会出现的社会群体。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模式。

从总体背景上看，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大城市里面会产生很多新的产业，诞生很多新的企业，原有的劳动力结构无法继续适应，劳动力数量也无法满足，就势必出现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大量劳动力，构成新的劳动力的经济。

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比日本晚出现了将近30年，但今年中国的GDP将要超过日本，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农民工”的作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农民工”，也就不会有经济高速成长，或者可以这样说，“农民工”才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因此，对他们绝对不能忽视，他们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变化，从最终来看，也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上量的变化。这也是我关注“农民工”以及由此带来的雇用问题的原因之一。

　中日“农民工”有三处不同

《日本新华侨报》：如果把中日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农民工”进行一下比较，您认为他们有什么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福岛淑彦：从大的方面讲，中日“农民工”的出现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日本出现“农民工”的背景是战后复兴的需求，中国出现“农民工”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的要求。同时，两国“农民工”的出现，都是在农业化国家转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这应该都是他们的相同之处。

说到不同之处，日本的“农民工”相对来说，接受教育的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中国的“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水准比较低，甚至有不少文盲。作为城市产业经济发展最低条件的劳动力应该是识字。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既无章可寻，也没有在纸面上留下什么依据以及证据，从而带来很多困难和麻烦。

另外，从户籍制度上看，日本是自由迁徙的，“农民工”可以自由地选择。这种自由让其随着在居住地的登记而成为当地的居民，可以创造并且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而中国的“农民工”现在虽然人身上可以自由迁徙了，但“户籍”则是不能迁徙的，不仅地域上不能改变，身份上也不能改变，“农业户口”就是“农业户口”。

还有一点，日本当年的“农民工”大都是由企业下乡，直接从农村召集来的。这样，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采取的是集体行动。他们离开村庄的时候，村庄里常常是全村行动，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壮行会”。他们进入城市以后，也由招聘的企业负责衣食住行。而中国的许多“农民工”是靠乡亲、朋友之间相互介绍进入城市的，这样，他们有些人进入城市以后，并不能立即找到工作，只好在城市内的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比如说擦鞋子、摆摊。结果是城市里面聚集了这么多的“农民工候补军”，当城市一旦急需劳动力的时候，不用到外地招聘就可以自动汇聚起来。

至少，我认为这三点是日中两国“农民工”的不同吧。

“农民工”的贡献绝对不仅仅在经济上

《日本新华侨报》：在日本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肯定是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农民工”是否也曾成为过社会焦点问题或者社会矛盾的热点呢？日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福岛淑彦：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城市里面劳资纷争也是相当多的，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企业可以轻易地开除劳动者，如果再需要劳动力，就去另外招聘。劳动者的权益基本上没有保障。后来，在劳资双方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保护劳动者的法律，而且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完善，从而使得企业和资本家不能轻易开除劳动者。

即使到了现在，日本企业也是很难解雇员工的。企业如果以员工生产效率太低、工作效率太低将其解雇，给他办理了正式手续，闹到法庭上以后，企业也会把官司输掉的。尽管企业可能有道理，但因为企业是强势，被解雇者是弱势，法律是要保护弱势的。在这方面，日本的法律有的时候显得过于“温情”，甚至“不讲理”。

刚才我说过，“农民工”给一个社会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其实还有对法律建设、城市管理、个人权益进步方面的促进。至少在日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农民工”，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善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的出现。

必须考虑未来农村劳动力问题

《日本新华侨报》：“农民工”问题肯定会留下一些后遗症的。您认为日本的“农民工”问题是否留下了什么问题呢？中国应该从中参照一些什么？

福岛淑彦：日本“农民工”留下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过去，是日本的“农民工”进城，现在是日本农忙的时候需要“城市工”，他们到城市里面来召集“临时工”，结果还常常找不到，就把眼睛转向外国人劳动者。

如今，日本又正在进入“高龄少子化”时代，今后农业劳动力的问题会日益凸现出来。这个问题不解决，未来日本的粮食自给率还会降低。所以，中国应该提前做好政策准备，安排好未来农村的劳动力。(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