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2018年访日中国公民已突破800万人次，他们不但购买日本商品、服务，而且还与国内同胞分享各自观感。然而，中日观光交流却呈现非对称现象，中国访日者增长远超日本访华者增长。与此现象相关，民调显示，中国人对日好感度增加显著，而日本人对华好感度却无明显变化。这一问题已历经年，值得思考。

为何日本民众的中国好感无明显增加？将散见各种意见归纳起来，大体有“日本反应滞后说”“日美同盟说”以及“价值观相异说”。第一种观点认为两国关系冰冻三尺，日本民意变化需待时日。第二种观点认为，日美同盟决定日本外交框架，因此日本无法脱离美国约束轨道亲近中国。第三种则认为中日两国核心价值观迥异，其间横亘一条鸿沟，相互靠拢较难。

以上说法各存其理，但有一共同特点即强调客观制度及心理定式的固定化，而对政治、外交当局以及双方人民的主体活动潜力评价不足。今天，全球政治面临重大变局，中日两国均进入一个不确定时代。各种制度框架及其心理定式，都将面临重估。此时此刻，同为经济大国且为亚洲近邻的中国和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密切互动。

那么，怎样建构一种符合时代、符合两国国民利益的中日关系？回顾以往中国的对日认知形成，往往是民众自下而上的对日认知构建，具有更加稳定的效果。相反，日本人的中国观形成，日本政府和媒体的作用则不可小觑。

值得欣慰的是，中日双方均指出对方报道模式的问题，并进行反思。比如，最近几年，中国媒体对“抗日神剧”的批评就十分辛辣。而日本媒体也对出版界流行的“中国崩溃论”做了反省。研讨彼此的报道范式，并做出相应调整，或许应提到议事日程。

中日交流，已经从最初国家和经贸层面扩展至平民生活层面。中国游客开始从东京、大阪走向日本各地，参访名胜、享受温泉。而日本寿司职人、美发专家、口腔医师等则纷纷西渡中国，他们高超的技艺和专注敬业，赢得中国民众好评。

改革开放后，不少日本学术著作译成中文，对当代中国学术语言乃至研究范式均有影响。而当前，中日面临许多共同紧迫问题，如社会老龄少子化等，因此中日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需要，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接近。笔者以为，中日两国可在许多领域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例如，可以深入探讨21世纪新能源、人工智能、5G技术等给予社会经济的影响。双方应开拓“中日共同知识”领域，甚至在此基础上，构筑“中日知识共同体”。

中日间需要感动，需要培养大量“知日派”和“知华派”。中日双方可以共同培养国际化人才，进而让他们成为联结中日乃至亚洲的纽带。今天的亚洲，也许不缺高层精英，但却需要改变亚洲基层治理的热血青年。为消除贫困、普及义务教育、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日是否可共同做一点儿“小事”？(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