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孔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并仍然在产生着重要影响。儒学的世界传播对当代文化交流，对打造大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仍有启发意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儒学的传播发展源远流长。据《日本书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经阿直歧推荐，百济学者王仁应邀携《论语》和《千字文》到日，这是儒学传日之始，之后百济又轮换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儒学在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发展，是与日本原有生存环境、文化语境及发展需要相关联的。儒学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倡导大义名分、维护社会尊卑等级、协调家族人际关系等特点，符合岛国逐渐统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为主旨的神道，与儒学的“神道设教”、“慎终追远”的天神祖宗崇拜相会通，儒学的“王士王民”、“德治”和“仁政”，适合日本社会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儒学很快为日本朝野所认同，并在其长期的会通中，形成日本化的儒学。

　　推古天皇时的圣德太子依儒学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制度冠位十二阶，又制定《十七条宪法》，对日本社会实行改革。《十七条宪法》的主旨是儒家思想。第一条至十六条中，除第二条和第十条受佛教思想影响外，都源于儒学经典，如“和为贵”，“上下和睦”，“君则天之，臣则地之”，“以礼为本，上不礼而下不齐”，“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信是义本”，“国非二君，民无两主”，“五百岁之后，乃今遇贤”，“使民以时”等。此后日本多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学问僧来华学习、研究儒学，他们回国后推动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在此基础上推行“大化革新”运动，仿照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赋课制度，废除私田私民，在公田公民之上建立以天皇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新体制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制订了《近江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具有儒学道德化特色，如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规范，具有实践伦理性。

　　日本原无文字、学校，儒学初传时在官廷中开办学问所，以学习儒学。大化革新后天智天皇时设立学校，在中央设大学寮(相当于唐国子监)，地方设国学(“国”是日本当时地方最高行政单位)，以传授学习儒学经典，市县明经道(儒学科)，以“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为教科书，其中以《孝经》和《论语》为必修。 

　　日本大宝元年(701年)，宫廷和大学寮开始拜奠孔子，后仿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大宝律令》的“学令”规定的教授科目、考试内容都以儒学为主。由之，可是说是孔子“开启”了日本的学校教育。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作者: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