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年后，日本又开始提供无偿援助。这些资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贷款，约10%是无偿援助。

伴随着日元贷款，1980年，中里太治的“前辈”竹内克之来到了陌生的中国，竹内成为了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北京代表处的第一任首席代表。

这位在“后辈们”看来开朗、精力充沛的竹内克之，连任两届首席代表，在中国待了近6年。令竹内克之最难忘的是当时中方积极用心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内容涉及国际竞争招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种课题，还有定期的业务例会、现场实践等。

根据协议，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到1984年共分5个年度签署协议，贷款额为3309亿日元，主要用于“两港两路”建设——秦皇岛煤码头二期工程以及与其配套的北京到秦皇岛铁路，石臼所港和兖州到石臼所铁路。

中里太治介绍，协力银行每次都仔细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让日元贷款与之相配合。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都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作为中日经济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日元贷款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为中国早期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访华时都带来日元贷款项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承诺为中国提供7个项目4700亿日元贷款，4年后，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再次承诺从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个项目8100亿日元的贷款。这些贷款项目涉及码头、港口、铁路、水电站、电力、通讯等领域。

1992年，年仅26岁的中里太治一边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工作，一边在北大学习中文，在游历中国的大地之时，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国西部的贫穷、落后，特别是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城市建设都很落后。

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GDP的0.29%。“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金熙德，这位长期研究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感慨道。

“麻烦”的日元贷款

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顶峰。

此时，日元贷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里太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元对华贷款从2001年后主要支持环保、人才培养方面。此前20年支持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正慢慢减少。而日元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过去的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次。

北京正东电力集团申请日元贷款的热电联产项目也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审核，热电联产项目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火力发电更为环保的项目，黄世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从此他和日元贷款打了7年交道。

在总共7.4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额中，近80%由日元贷款提供，且年利率只有0.75%，还款期限40年，前10年只还利息。“相当于40年后还清，这在商业银行简直不可想象。”黄世高说。

不过，“麻烦”随之接踵而来。黄世高发现，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规则，获得这笔贷款需要很长时间，其间要进行国际招标，遵循采购导则。“从竞标资格审查到签订合同，总计要17个月。”

更大的“麻烦”是，日本政府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甚至为是否发放这笔贷款而激烈地辩论：中国的首都不缺钱，为何要花日本人民的税金支持。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带日本的政治家们到北京考察此项目。

2002年财政部与日方签署2001年度的日元贷款，直到2004年5月，正东集团才签署了第一个设备包的协议。而工程总计要有7个设备包。但是在“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手续非常简单”。

谈判的分歧在所难免。尽管中日双方在具体工期进展、技术标准和项目成本等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但日方做事严谨的风格还是令中方颇受教益。每次日方都雇用工程咨询商，每次竞标、谈判，这些咨询商都是和中方坐在一起，帮助中方解决技术、商务问题。

技术输血

2004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日元贷款也从2001年高峰期逐年降低，直到2007年探底——463亿日元。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副所长藤本正也回忆说，在1990年代末，中方更多希望日方提供资金，而对技术支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中方则更多时候是说，“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和经验。”

这些经验、技术由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专家承担。这也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对华开发援助的主要任务之一。

卫坂和隆负责国家环保总局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日本专家组的项目协调。这位1987年就以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年轻人，更加熟悉中国的国情。

1998年，随妻子来中国工作的卫坂和隆第一次听说了中日友好环境中心的日本专家向中国推荐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一制度在日本已经实施了40年。7年后，这一制度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监督管理员制度，且被列入了国务院的报告之中。

卫坂和隆说，日本专家组首先通过介绍、培训等方式让中国环保总局领导人明白企业监督员的作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日方通过中方各领导访日进修的机会，专门让其与日本政府、高层沟通，推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邀请普通中国人赴日进修是国际协力机构的另外一项任务，中方20岁到35岁的青年成为邀请对象，他们赴日主要考察日本能源、工业、农林水产、商业、行政、医疗保健等领域。

卫坂和隆介绍，早期赴日进修都是团中央指派，但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方沟通后，逐渐变成了公开招募。比较欣喜的是，“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中也有人参与过当年的赴日进修”。

这些关键人物参与赴日进修，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推行，也正是第二批赴日进修的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的一位副局长回国后向高层再次谏言的。

目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经在公共、公益事业、农林水产、工矿业、商业旅游、人力资源等领域派出了年长志愿者专家。这些专家的年龄集中在40到69岁之间。

除了这些年长志愿者专家，对中国感兴趣的还有青年海外协力队员。他们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各种培训，然后被派遣到中国的各地从事志愿者活动，领域涉及日语、教育文化、保健卫生、农林水产等领域。

藤本正也告诉记者，虽然在日本国内有各种言论，认为中国“不知道、没感谢”对华援助这样的言论，但是，这些志愿者还是愿意无偿到中国。而且他们回到日本之后会到各个学校宣传志愿者的各项活动。

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事务所办公室挂的一张中国地图上，工作人员用各色标签标明了各个志愿者、专家所在地。

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终结只是开始

从3月开始，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终结。然而，正如藤本正也所说，日元贷款停止后，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目前，虽然硬件部分的无偿援助已经基本没有了，技术合作预算也只有每年40亿日元左右，这个数据在1997年高峰期曾达到100亿日元。然而，这种援助的机制依然存在。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赞山本恭司称，未来对华援助将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包括环境保护、节能、传染病防治，另外还有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项目，以及在已经开展的领域进一步展开经济合作。

这位乐观的参赞还希望中日两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可以携手合作，“比如在非洲，双方都有援助”。

30年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已经换了10任主管。不过，中里太治说，这些只是开始。因为还有大批的日元贷款后续的评估、考察还要进行。

中里太治常常在自己的会客室向来访客人介绍日元贷款的曾经辉煌。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会客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由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局于2000年赠送的匾幅，上书：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山本恭司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来中国任职的时候，就接待过海外协力队的队员，他相信这些年轻人能够直接与中国的朋友接触，加强彼此的了解。

未来几周内，新一批的志愿者将奔赴全国，而黄世高也在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要求积极准备下一步工厂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他已经和三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次席代表打过交道。

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进程中，日本对华援助也曾风雨飘摇。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在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对华援助项目可能还要在几代人之间接力完成。

(陈言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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