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桌子人，她看起来最朴素。拿着一个已经停产的诺基亚手机，漆已经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划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说：“没事，我喜欢它。”

我们好奇她现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说，在日本，“打着零工，做着翻译，没几个钱。”她几乎不购物，衣服都是别人送的。

一点点收入，她就存起来。每年最重要的开支，就是飞到海南，来看老人们两次。

她身上已经有了很深的中国烙印。吃饭吃到辣椒，会下意识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让大家猜她最喜欢唱什么中文歌，结果答案让人大跌眼镜——《套马杆》。这是海南长途大巴车上常播放的歌曲，从海口到老人们家里，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张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8月18日，海口，米田麻衣见到王玉开阿婆的孙女，两人开心地聊天。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

我们观察一个人如何做选择，有时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岁时，米田麻衣已经被妈妈带着，在东京街头游行了。

1984年，她出生于一个开放的家庭，妈妈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甚至她读的幼儿园，都是一个积极响应社会运动的幼儿园。

她像野草一样，在自由的空气里长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不想读大学，准备高中毕业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历史课，她把课本立起来，躲在后面吃便当。老师开始放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场面残忍，她再没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当，开始听课。

老师说，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了很多的平民，她心里疑惑，“咦？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不是受害者吗？”

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讲的是广岛、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但关于在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做了什么，学生们不知道。

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有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两页纸，老师讲课时跳过了。麻衣问老师，这个内容你不讲吗？老师说，这个内容在考试试题中没出现，不用学。

正是因为未知，她开始对战争感兴趣了。她想搞清楚，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图书馆没有给她答案。老师告诉她，如果你有这些困惑，你应该上大学。

她于是改变想法，考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在大学里，她遇到了许多亚洲留学生。课上，大家热烈讨论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她一头雾水，觉得惭愧，“身为日本人，却不知道日本社会的这些历史问题。”

她深深感受到，历史被极度边缘化，战争的苦痛与伤害，已经被人们的记忆流放。

那时正是20多岁，用她的话说，是一个“热情讨论社会问题又没有找到目标”的年纪。

2008年，朋友带她去旁听了一场审判。

那是在东京审判庭，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二审开庭。81岁、又矮又瘦的黄有良，在上百旁听者面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在战时成为“慰安妇”的经历，以及战后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说，到日本打官司，是为了现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样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当场，“打击很大，因为她的体验太残忍了。”

这场庭审，撒下了一颗死不掉的种子，让这个从小特立独行的女孩，决定做点什么。

米田麻衣用电脑记录自己在海南的行程。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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