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这几年，在海口定居的张莹莹，总是收到麻衣发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讯息。她又在哪里展映了《阿婆的四季》、办了影展，或是又在哪个大学做了讲座。她一年年还是精力充沛地张罗着这些事儿。
在大学课堂上，她讲关于慰安妇的一切事情，关于亚洲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关于“慰安妇”们十多年的诉讼。有女孩子听得哭，觉得日本政府应该道歉。也有人站起来反对——“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国家也这么做过”。
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麻衣看过不少这样的言论，比如说“慰安妇”是妓女、她们打官司就是为了要钱，还有的，甚至不承认历史上“慰安妇”的存在。
一次在东京的酒吧里，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妇”的事情，旁边一个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个时候战争啊，没办法。”
听到这话，她气坏了，转脸就反问，“那时候美军在冲绳强奸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杀，你接受吗？也是战争没办法？”
那人无言，悻悻结束了对话。
8月，她还在东京的咖啡馆里做电影放映。这次在海南买了大包小包的特产，发给去看电影的人。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她这样对大家解释做这些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跟历史有关联的，如果不去学习、不去反省，那人类还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但麻衣心里明白，当今日本社会对“慰安妇”的态度，比起十年前并未好转。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词汇已被删去了。老人们日渐凋零，得到日本政府的赔礼道歉已几乎无望。
民族主义、历史真相与身份认同，在她身上交缠。张莹莹和杨小群都告诉我们，麻衣与她的朋友们确实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政见者的压力。
但她唯一担心的是，她日本人的身份，会给老人们带来痛苦。
“有时候阿婆和我们一起吃饭，随时会想起日军做的事。有人说起遭遇性暴力的体验，晚上会做噩梦。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想，我这个日本人究竟应不应该去看她们？我的来访对她们来说，真的好吗？”
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在海南，活着的“慰安妇”只有4个了。
这次麻衣和朋友们去看了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她们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
李美金是个乐观开朗的老太太。两年前姑娘们去，她还开心地亲了她们的脸颊。今年再去，她的目光已明显黯淡下去，拖着步子走路，人不再有精神。
同村的王志凤，耳朵在战争时被日军打坏了，如今已接近失明，再无法接受外部世界的讯息。
海南村中，莽密的山林，寂静的日脚，活着的老人们就这样一呼一吸，守着落日西沉。
战争时扛过枪的林爱兰，在养老院里过世了。按照黎族的风俗，人死在外面是需要招魂的。要用一根白线，把她的灵魂从养老院牵到家里。但养女没有钱做招魂仪式，黎族人的意识里，她的灵魂还在外游荡。
当年组成“海南net”的日本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这些年也风流云散。如今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不超过十人。
米田麻衣从不主动说自己的窘境。这次，符子英还问，你来这边的机票，是什么电视台给你报销吗？她说不是啊，自己出。符子英一时惊讶，怜惜地抱了抱她。
她在中国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说米田麻衣带给人的，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而是会让人呆坐着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东京、香港、台湾办活动时，都有人问她，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吗？
她努力地组织语言：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阿婆，阿婆们还在，所以我们就想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东西。因为阿婆还活着，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还存在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算是结束呢？我们问。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这个事就结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远都不赔礼道歉呢？我们再问。这是很有可能的结局。
“那我就继续去海南，给她们一点陪伴。至少要告诉她们，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艺 海口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