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理科学者多远赴欧美搞研究，已经成了日本学术界的一大问题。凭借发现诱导多能干细胞（iPS）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山中伸弥就曾表示，他在美国搞研究得到很多支持，回到日本却只能从打扫实验室做起，还要为了筹集研究资金，每年去跑好几次马拉松。

近年来，不只是理科学者，很多文史科的学者也选择离开日本，到其他国家去“学术流浪”。这些学者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都比较年轻，以30多岁人群为主，第二是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学者工作。

今年42岁的神谷昌史多年前毕业于东京一所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母校作起助理研究员。由于一直无法找到正式的教师工作，他不得不同时在几个补习学校兼职。在助理研究员契约到期前，他的指导教授介绍他到中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后5年，他作为“外教专家”，辗转于中国长春、北京的3所大学，过起了“学术流浪”的生活。

神谷昌史表示，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一直没有一份安定的正式工作，让他的生活非常拮据。日本研究者“僧多粥少”，是让他选择前往中国的最大原因。他的研究领域是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一开始却只能在中国教授日语。他的中文虽然不是零基础，却只能勉强看懂简单的文章，根本张不开嘴。

他在中国最初的日子自然是十分辛苦，但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拥有了自己的研究室，研究对象是现代日本社会论，与中国学生们一起阅读有关日本“宅男”、“伪娘”的书。

他说，“外教专家”在中国教书最大的困难，就是日语资料的匮乏。很多研究文献都要趁着他放假时回国集中阅读，十分辛苦。但他们在中国的研究十分自由，选题也比较自主。每周除了5节课以外没有其他杂务，比在日本教书要好得多。

提到待遇问题时他说，“外教专家”的基本工资比中国教师高，在大学内有专门的住宅，有的地方还水电费全免。虽然比不上那些日企派驻中国的职员，但他已经感到十分满意。

但是，“外教专家”们多数都是一年契约的合同制，身份非常不安定。神谷昌史也是因为在当地建立起了很好的人脉，才先后在中国3所大学教了5年书。但是对他来说，这份工作能一边教书一边搞研究，还能养活自己，魅力很大。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这份工作呢？神谷昌史说，一些台湾和韩国的大学在日本公开募集讲师，如果想到中国去还是要先找到“门路”。虽然到国外教书有很多不便，但按照自己的经历来看，还是非常值得的。

从中国回来后，神谷昌史在滋贺文教短期大学找到了一份副教授的工作，开始了相对安定的学术研究。没有了生活上的困难，又积累了在中国的5年经验，相信他今后的研究会有令人满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