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华侨报》日前刊文说，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谈得头头是道，但是让人们说出中国人创作的关于日本的文艺作品和著作却很难有统一意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显然不能满足国家内政外交需要，也不能对中国读者和民间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美国的日本研究著作有世界影响。和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更有理由在日本研究上有所作为。

文章摘编如下: 　　

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地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谈得头头是道，但是让人们说出中国人创作的关于日本的文艺作品和著作却很难有统一意见，甚至于没有佳作可以作为谈资。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显然不能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也不能对中国读者和民间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 　　

毫无疑问，日本侵华是中国人的心灵痛苦，但是如果过度沉迷于历史，无视和漠视日本值得我们清醒借鉴的所长，则是中国人的缺憾乃至损失。战争的损失有形，“忽略日本”的损失无形，后果却同样深远。 　　

当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日本却还横亘在前面，综合国力高出中国五个身位，并向中国提供了富士苹果、卡拉OK和几乎所有的电视拍摄转播设备，甚至在中国人祖传的陶瓷、中药等领域具有某些优势，距离、差距远不止这些。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认为，对于日本，要把爱和恨放在一边，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寻找平衡点。 　　

美国的日本研究著作有世界影响，如赖肖尔的《日本人》、埃莫特的《太阳也会西沉》。1946年问世的《菊与刀》是没去过日本也不通日语的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人文化和性格的专著，为美国占领日本提供了有效指导。1979年，沃格尔的《日本第一》再次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研究的巅峰，畅销全球，被新加坡作为政府官员必读书籍。即便如此，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了解要比美国对日本的了解深刻全面得多。” 　　

和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更有理由在日本研究上有所作为，但实际是流于或轻蔑或讥讽或仇恨或嫉妒之中，难以潜心钻研，代价总在付出，教训实在深刻。 　　

中国的研究者曾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认为日政局不稳、工潮迭起、民不聊生，暴力革命指日可待，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在即。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才知道日本已经远远走在前面。 　　

二战后的30年间，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都建立了日本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直到2009年4月才开始建立。目前，中国涉及日本问题研究的机构大约有200多家，但是职业专家始终没有超过日本研究中国的专家人数。不过狭义上粗略统计，建国以来会日语，适当做些粗略日本研究的大学生、研究生、职业学者至少上千万人，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日本研究大军；广义上，13亿中国人都在研究日本，甚至小学生和偏远地区的农民也会瞪大眼睛讲述日本的是非，似乎日本政治家也难以望其项背，其实许多人只是一知半解，凭感觉和经验去想当然，甚至谩骂、侮辱、威胁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 　　

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落后于美国的日本研究。《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说明中国人无力取代，认知落后，而当年的日本已不是现在的日本，《菊与刀》不可能解读和解决许多新问题。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日本研究书籍，中国人的作品却影响不大。 　　

有些“日本通”却“通日本”，如周作人、汪精卫之流。而今的有些所谓“日本通”，对日本貌似高深地义正严词，无非是过过嘴瘾。有的研究还掺杂学术腐败，索要钱物，或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滥竽充数人云亦云抄来抄去，论着纲要、套路、口吻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换个名字的八股文而已。某些自称佳作的糙作，一个月就能拼凑完成。可见，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亟待清理门户。 　　

正如《日本行，中国更行》作者王锦思在自序中说:“在牢记历史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日本的长处，这对于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我偏执地觉得，研究透日本，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复兴指日可待。”这样看来，中国在研究日本问题上实在需要再花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