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跟羽太信子的异国婚姻，被认为是不祥又不幸的结合。

羽太信子原是周作人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寄宿舍的“下女”也就是服务员，属于下层家庭出身。信子又矮又胖，相貌一般（如图）。1909年信子与周作人在日本成婚。那时的周氏兄弟还是贫穷的“支那（清国）留学生”。而羽太家人口多 —— 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在中国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还写信给日本羽太家，并寄十圆银大洋当路费）。

1919年周氏兄弟接来老母全家，在北京市八道弯大宅院三代团聚以后，老母鲁氏不管家了，大媳妇朱安也没有能力管家，于是二媳妇羽太信子一手掌持财务。由此以往，矛盾丛生，1923年鲁迅被迫迁出八道弯大宅院。

鲁迅与弟媳羽太信子的关系，究竟如何？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仍然是个谜！谁也无法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與论倾向是:羽太信子“不是个好女人,好虚荣、花钱大手大脚”。鲁迅与周作人每月600块大洋,交给这个內当家的,挥霍无度，还得让鲁迅不断向好友借钱。最后,因鲁迅不能满足其花销,以至于兄弟失和,闹出了“偷看洗澡事件”、“调戏弟媳事件”、“窗下偷听房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家丑。

日本女子素以勤劳忍隐著称。羽太家并不富裕,这样家境长大的女子,一般来说不该是贵族小姐型的。当然周作人碰上日本悍妇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另一方面，鲁迅母亲却说：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相当孝敬，比如，鲁迅母亲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

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鲜为人知，就是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居然又成为周建人之发妻。

周氏作人、建人兄弟，先后娶了羽太家的姐妹信子和芳子，兄弟又成了连襟，这种事情，在中日联姻的历史上，实在少有。

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据鲁迅母亲说，老三周建人之妻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享受、爱虚荣、怕艰苦，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总之没有什么好话。其他记载就阙如了。

后话：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北京八道湾周氏故居本来很有感情，1949年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监禁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但是，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

又一对连襟：郭沫若与陶晶孙

郭沫若、郭安娜及其子女们

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异国情缘，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

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1914年7月，他22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转入了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学。安娜原名佐藤富子，1895年出生在日本仙台，父亲佐藤右卫门是基督教牧师。安娜21岁那年，母亲佐藤初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离家出走，来到了位于京桥区的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所教会医院里相识后，浪漫才子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相爱、同居。这段中日联姻的故事，耳熟能详。

而陶晶孙作为郭沫若的连襟兄弟，他的异国情缘，则鲜为人知。

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跟郭沫若一起学医，而且娶了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

陶晶孙原籍是无锡北塘人，生于1897年，不到10岁就随留学日本的父亲去了日本。28岁毕业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助理，后来回国做了上海东南医学院教授。1930年父亲要他回故乡开设医院行医；谨遵父命，陶晶孙在故乡创立一所现代化医院，名为“厚生医院”。

陶晶孙多才多艺。他终生研究医学，是中国现代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的先驱；他在小说、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而且精通日文和德文，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陶晶孙也参加过创造社，他的小说集《音乐会小曲》出版于1927年。

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文艺、音乐；她与陶晶孙相识的时候，在仙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她跟陶晶孙的浪漫交游，由钢琴开始。说来话长，（本文篇幅所馅）容当另叙。

郭沫若娶的姐姐佐藤富子，改称中国姓名为郭安娜；陶晶孙娶的妹妹佐藤操，改称中国姓名为陶弥丽。无论命运如何坎坷多难，她们一直成为家庭的支柱，忠于中国丈夫，从一而终；并把中日联姻的结晶——混血儿子女全都抚养成人，受毕高等教育。姐妹俩都是典型的日本式贤妻良母，可敬可佩。

辜鸿铭、康有为的日本情缘

辜鸿铭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柔弱、温顺、纯洁、敏感、真诚、高雅、甜蜜、勇敢、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特别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可惜宋代以后，由于儒学（理学）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小气，逐渐阉杀了这种可贵的气质！因此，若想找回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理想女子，只有到日本去寻求了。辜鸿铭对日本女子的赞扬并非纸上谈兵，而有实践体验：他娶日本女子吉田贞为小妾，甚至到了没有她调理就不能入睡的程度。参见《闲话辜鸿铭 —— 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2001年版。

康有为晚年娶了日本少女市冈鹤子为小妾。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梁启超之邀，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搬至须磨“奋豫园”，适逢妻子何旃理怀孕，儿女又年幼，便雇了16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1913年康有为回国不久，市冈鹤子也来到了上海。在辛家花园的游存庐，鹤子正式成了康有为的第四妾。1925初，28岁的鹤子怀了身孕，这年康有为68岁。秋，鹤子回日本生下一女,取名凌子。有人传言康凌子并非康有为的骨肉。最终甚至到就鹤子老年时，但求一死以表清白。其坚贞壮烈如此！不下于蝴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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