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神田地区是一块书店集中，文化味道甚浓的地段，说起来与中国也有些缘分。当年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读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就在神田，为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当地有志在学校旧址上刻石立碑。与鲁迅相交很深的内山丸造的书店也在神田，专门出售有关中国的书刊。离神田不远的汤岛圣堂，那里祭着孔子，在数百年前的江户时代曾是著名的“学问所”，一些年轻人时不时前去祭拜，乞求孔圣人保佑“升学合格”。神田还有一个团体，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日本最负盛名的友好团体——日本中国友好协会。

　　历史的和地理的关系，中日之间充满了数不清的恩恩怨怨。远有以遣唐使为例证的友好交流，近有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杀伐。友好经验与惨痛教训相交，使得“中日友好”一词有着深刻的内涵。

　　在日本，专门从事与中国进行交流的民间团体，最著名的有七家，他们是“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日中友好会馆”，人称“日中七团体”，习惯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日中友协。

　　日中友协的办公地点在锦町一丁目的一个六层楼内，通称“日中友好会馆”，日中友好企划公司、东京中药针炙研究所、亚东书店、21世纪旅行、日本健康麻将协会等团体也在里面办公，其中6楼是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5楼是东京都友协的事务局（顺便介绍一下，在日本，日中友协有两家，名称相同，渊源属一。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受“文革”影响，友协一分为二。风雨过后，在家不念旧帐，因为都是为促进日中友好。现在一个是社团法人，另一个是NGO组织）。

　　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记者如约推开了日中友协的办公室。几位职员正在忙着办公，协会的常务理事兼事务局长酒井诚先生放下手中的工作起身打起招呼。室内报架上摆放的报纸、“人民中国”等中国书刊、中国文艺演出的海报、从中国进口的中药（汉方）宣传品等，让人一看就有种亲近感觉。还看到一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为了和平，相聚南京”。酒井诚先生告诉我，为纪念中日友好合作修复南京城墙十周年和战后60周年，日中友协将组织日本人士前往南京与中国方面举办盛大纪念活动。

　　日中友协的成立与新中国几乎同龄。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刚诞生十天，日本各界代表与旅日侨胞在东京的一桥礼堂集会，祝贺新中国的成立。“日中友好是全体国民的心愿！”在那次会上，出席会议的代表宣布成立了“日中友好运动准备会议”，在参议员帆足计、以及内山丸造等进步人士号召下，札幌、大阪、福冈等地方也纷纷成立了地方友协。在此之前，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步人士积极进行和平反战运动，为中国人民的胜利所鼓舞，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士在1949年的五一节就在东京举行集会，人们打出了毛泽东的画像进行庆祝，反映了愿与新中国发展友好的热情与期待。同年5月4日，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内山完造等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建国一周年之际，宫崎世民等千名友好人士聚集东京教育会馆，正式宣布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日本朋友说，日本有各种国际睦邻团体，但在还没有走出战争的阴影的50多年前，各界人士不要求任何报酬走在一起成立一个团体“其它还没有过”。

　　中日关系在战后的发展，从初期断绝往来的“天寒地冻”，到实现邦交正常化“水到渠成”，再到各个领域里的深入发展，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民间推动、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其发展轨迹与友好团体活动同步。

　　日中友协成立初期受到当时敌视中国的当局种种压制，有的友好活动家被捕，出口到日本的人民日报等报刊被没收。但友协的朋友高举友好的大旗不倒，在松本治一郎、黑田寿男、宇都宫德马等历代会长领导下，为战争期间牺牲在日本的中国人收集遗骨、协助在华日本人回国、举办中国展览会、接待访日的梅兰芳等中国代表团，组织1965年的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促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曾参加日中友协创建的岛田政雄顾问长年负责编辑报纸《日本与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曾受托任过人民日报的“东京通讯员”，他把对友好的认识写进了《战后日中关系50年》著作。

　　酒井是位老中国通，就读于北京大学，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长在友协工作，称得上是位“活字典”。他向我介绍说，日中友协有中央一级叫“本部”，日本各都、道、府、县和再下面的市、町、村级的地方友协叫“支部”，地方上有450个支部。友协的名誉顾问，一位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另一位是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友协最高机构是理事会，著名画家、现任联合国教科文亲善大使平山郁夫担任会长。日本武术太极拳联盟副会长村冈久平任事事长。酒井说理事长每天来上班但不拿工资，顾问和会长们全是自掏腰包为友协干事。本部专职人员从有10名，部分都道府县友协也有专职，比如长野县友协有6人、大阪府和爱知县各4人，地方的专职人员一般都是退职后的人担当，基本上不拿工资。

　　日中友协实行会员制，约有2.5万会员，最初的老友协人士去世，又有新人补充进来，会员人数在近十年来基本没有变化。从年龄结构上说，由于多数会员是在工作之余从事友好活动的，三、四十岁的人上有小下有老，生活负担重，所以退职后五六十岁退职后进来的人最多。友协本部专职中年龄最小的是29岁，虽然有工资，但要比在公司工作少得多。许多参加友协活动的朋友不讲报酬，支撑他们的是日中友好的信念，还包括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过去友协连维持开支的经费没有，专职人员长期无报酬，那时为了生活，只好到外面找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到友好商社做点对华贸易什么的维持生计。酒井本人生于战后，长在东京，从小对社会主义有亲近感。1964年18岁时到中国留学交了不少朋友，此后一直从事友好工作。

　　酒井对我说，目前日中友协的经费去年收入约为1.4亿日元，大体上一部分来自会费、一部分是发行报纸《日本与中国》的订费和广告费，还有一部分是协会接受委托派遣日本表少年访华，组织安排中国人员访日等事务费。剩下的少部分是靠创收，比如组团访华，发行“友好手册”等，不过友好手册基本是白送的，赚不了钱。

　　一个组织能够逾半个多世纪而不改初衷确实难能可贵。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各方面的交流更加发展。日中友协积极组织过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活动，酒井至今留下很深印象。宇都宫会长去世后，著名画家平山郁夫1992年接任友协第四任会长。友协从1995年至1998年发起了修复南京城墙的活动。平山会长说，修复南京城墙当然不仅为保护古迹，更重要的是具有象征意义，在于唤起人们正确对待历史，更自觉走进日中友好的行列。为了让更多的日本青年参加进来，平山会长通过亲自考察作画并在各地举办巡展，从东京到九州，向来参观者宣传修复城墙的意义，展出20多次，观者达50万人。在东京展出时，竹下前首相、见证过南京大屠杀的三笠宫亲王（裕仁天皇之弟）也前往观看，友协在3年内组织了有2万名日本学生参加了这项活动。友协还组织过友好城市少年乒乓大会，2000年在东京举办过日本国宝展，去年参与组织了日本大相朴访华。在2003年抗非典期间，日中友协积极为向中国募捐奔走，在日航、全日空公司协助下，酒井先生先后两次把2000万日元的防护服、消毒药品等送到北京。

　　日中友协的活动是以促进人员往来为中心，活动的开展得力于各的支部。在地方的友好活动中，长野、和佐贺、爱知、香川等地的友协起到示范作用。长野县友协是地方友协的样本，组织落实，理事长西堀正司也是友协本部的常务理事，工作务实，接待过大量中国的访日团体等大量交流活动。今年4月第10次日中友好交流会议就是在长野举行的。再如佐贺县友协最近搞起了“国际住宿民宅活动”。以往日本的学生们住在当地专门出租住宅的居民家里，学生按月交房费。但后来渐渐地学生们大都不住民房改住公寓了，原供出租的住房闲了下来。但公寓毕竟贵，为了吸引更多留学生到佐贺县就读，大学方面便与佐贺的日中友协合作，利用现有闲置民宅留学生提供廉价住房，月租才8千日元，房东、留学生皆大欢喜，使友协在社会受到信赖。

　　再如，爱知县支部在帮助当地企业接收中国研修生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与县农协和中小企业合作，每年平均接受数百名中国研修人员，为他们举办学习会，负责帮助解决生活上遇到的不便和困难。离东京不远的茨城县友协会员才1300人，桥本知事任会长，去年4月开总会时，右翼的宣传车在会场外大声叫嚷，骂日中友协和桥本知事都是中国的走狗，桥本知事毅然反驳说，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我做为知事担任日中友协会长理所当然，大义凛然。知事的表率作用对会员鼓舞很大。再如，宫城县与吉林省结好，县友协利用日中绿化基金（通常叫“小渊基金”，由中国林业局与两国民间团体合作推进中国的绿化事业）带当地民众到吉林洮南市植树造林，每次从日本去40位，并扩大交流面，举办图片展览，把绿化活动与友好活动结合起来，友协就是这样不断开拓，通过绿化和环保等方面的活动做些对中国有益的事。去年10月是鲁迅在仙台留学百年，宫城县友协与东北大学联合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为日本国民正确理解中国做了大量工作。

　　“日中加厚睦邻友好，合作则共荣，相争则共伤”，植根于民间的友好是中日关系的根基。自然，主张日中友好的团体诸如日中科技交流协会、医学交流中心、气功协会、武术太极拳联盟、少林寺拳法联盟等团体无数。今年4月两国53个民间友好团体再次聚会东京，共商推动21世纪中日友好交流与友好合作大计，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继续发挥民间主渠道作用，体现了民间友好的广泛基础。

　　酒井先生说，日中友好协会的活动是从大众底层做起的，今后还要坚持。过去有过1984年日本三千名青年应邀到中国访问，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当今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增加了十倍、百倍，当时去的青年中有好几位后来当了市长和知事，今后在适当时机还应再组织这种交流。还有，中日本文化背景相似，但行为方式和思维却不同。比如说中国人惯于理性思维，说事情会拿出论据一二三，日本人是“情”，跟着感觉走。对日本人来说，理论固然重要，感受具体的事例，以具体的眼看得见容易理解的交流可能更有效。在青年交流中，结合了解双方的文化习惯很重要，比如青年相互在家里住宿等形式，与其说教100遍，不如住宿一个晚。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时代变了，人们的感观也在变，日本应该适应中国的变化现状。在日中关系中，虽然发生过右翼捣乱闹事，但决不是主流。目前日中关系中一个主要问题是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发展成了外交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强国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如何认识历史首先是日本人自身的问题，关系到日本民族将来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存。日本人普遍存在着一个疑问就是，日本为什么一定要跟美国亦步亦趋，内心很不是滋味。日本的知识阶层在思考，亚洲共同体应该是什么样子，认为应与中国携手，否则就没有日本的生存。

　　日中友协的朋友交给我一份今年的事业活动计划，上面写着大量青少年交流、绿化等项目。会长对我说，21世纪的友好寄希望于青年，他对中日友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尽管中日之间在政治等方面有摇摆，文化与人员交流始终没有中断过，其规模与频度是历史上没有过的，随唐200年间才有约5000人访问中国，而在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一天就有1万5千人聚集北京。他说，日中友好的活力在人民当中，作为促进人的交流为核心活动的日中友好协会，今后将展开更广泛的多彩交流。他说他未来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建立起“东亚共同体”，而在实现的漫长行程中，日本和中国将起到核心的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