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王腾腾 翻拍

已从黑龙江省密山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休多年的日本遗孤张爱庭。王腾腾 摄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有谁会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亲生父母是谁、出生日期是什么时候、出生地在哪！可我全都不知道。”在黑龙江省密山市密山宾馆的一间客房内，71岁的张爱庭对窗而坐，他时不时望向窗外。目力所能及的密山市，张爱庭无比熟悉，他在这里成长、生活与工作，至今已从密山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休多年。从窗口遥望东南方向，是山，山那边是海，海那边，是日本。

若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张爱庭将生活在日本，现在或许吃着太平洋里的生鱼片，喝着日本的烧酒。中俄边境的密山市对他来说，或许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张爱庭知道，历史不能假设。如今讲述过往，张爱庭幸之所得，养父养母与双亲无异，本是异国他乡，却也是祖国故乡。

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不止一个“张爱庭”，他们身世相近：在战争开始时被带到中国，在战争结束时被遗留在中国。经历日军铁蹄践踏过的中国养父母用乳汁与爱让他们存活、成长，他们也用孝道与责任回敬中国父母。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王腾腾

实习生 刘爽爽

撤退路上孩子被弃

“所谓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志坤说，他与同事关亚新历时两年，行程万里，查阅上万份档案，整理了大量资料，对东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的日本遗孤做了大量且翔实的调查。

这些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也有商人后裔，最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张志坤表示，总数在4000人以上，分布于中国29个省（自治区）、市，其中90%分布于东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让张志坤与关亚新感慨的是，如此众多的战争孤儿在当时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中国被遗弃，且是被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奴役和蹂躏的这一国家的人民所收养，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如今，这些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大多都已离世，在一些不多见的报道或调查中，对于孩子的收养，他们没有任何高谈阔论，最普遍的表述方式是“看着这孩子很可怜，不收养过来很可能会死掉”“有罪的是侵略者，孩子是无罪的”。

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开始向中国东北陆续移民，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40年里日本分3个阶段共向中国东北移民166万人以上，其中以农业开垦为主要目的的开拓团移民达32万人。

至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这些数量众多的开拓团团民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弃民”。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关东军土崩瓦解。此时，开拓团团民开始向沿海地区大逃亡。

根据松田千卫在《开拓残留妻子的证言》中写道：“我们这支逃难队伍，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怀着恐惧的心情匆忙地行进在田间小路上，谁也不说一句话……行走了7天，就好像老天爷也与我们作对，雨一个劲地下，山谷里潮湿泥泞……孩子们一个劲地哭喊着，‘妈妈，我要吃饭’。”

在岩崎的《忆亲人的惨死》中记载，出来时母子三人，而后便成了独自一人，“当我们走进中国屯子时，中国人很和善，留我们住了两宿，第三天主人告诉我们，快到方正县去吧，那里有许多日本人。但在方正的生活更是凄惨。一批批的人闭上了眼睛，走进坟墓。在我濒于死亡的时候，中国人将我救了出来。我一家6口人，有5个都成了战争与移民政策的牺牲品。”

深陷绝境中的开拓团团民还面临着同胞的伤害，一些日本人在绝望中将手中的屠刀伸向自己的同胞。1945年8月10日晨，从虎林开来的最后一列满载日本妇女和儿童的列车，在伪东安（黑龙江省密山市）车站遭到日军事先埋设的地雷误炸，50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张爱庭便是这次东安驿事件中的幸存者。

收养遗孤视同亲生

与日本政府以及军队对待开拓团的态度不同，中国在战后便开始了遣返工作。据统计，约有105万日本人在葫芦岛乘船归国，史称“葫芦岛大遣返”。而那些在逃亡路上及惨案中幸存下来的日本儿童，没能及时回归日本，被中国人救起并抚养成人。

“我的生日是1944年阴历七月初四，养父母给定的。我听别人说，我母亲是被炸死的，而我被母亲搂在怀中。当地的中国人把我抱走，转到我的养父母家。”张爱庭说。

“养母对我特别好，生怕我吃得不好、穿得不暖”。在张爱庭的心中，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密山人，在他填写的个人档案上，民族是“汉族”。

距离密山市不远的林口县，同为日本遗孤的席静波也已从县教育局局长的职位上退休多年。他年长张爱庭几岁，是“麻山事件”的幸存者。

1945年8月12日，伪鸡宁县（今黑龙江省鸡西市）哈达河开拓团在团长贝沼洋二率领下，撤到麻山地区，先头队伍遭到苏军阻截。进退两难时，贝沼洋二向路过的日军求助，但遭拒绝。最后贝沼洋二大呼“天皇万岁”而自杀。随后，男团员将枪口对准妇女儿童，共有500多名妇女和儿童被戕害，幸存的7名孤儿被当地中国人所收养。

当年，幸存的席静波被路过的中国军人发现，之后，席静波被张克山夫妇抱养。“他们对待我就像是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睡觉时把我放在中间，左亲一口右亲一口。”回忆往事，席静波一脸幸福。

被张克山夫妇抱养后，伶俐乖巧的席静波被邻居席君山夫妇“看上了”。从此，席静波有了两位中国母亲，一位称作“娘”，一位称作“妈”，张、席两家也因此结为亲戚。

像张克山、席君山夫妇一样的养父母，在中国东北地区不在少数，他们出于多种原因收养这些日本遗孤，但倾注的却都是如同亲生骨肉一般的爱。

据张志坤统计，日本孤儿受教育程度普遍比同期的中国孩子高，大专及以上程度的达5%，高中以上的达20%，初中达40%。

1955年，席静波考进林口中学。各种费用合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给家境困难的席家出了一个难题。席静波的养母说：“说啥也不能让孩子辍学，不行就卖房子，把东头那间卖掉。”在筹措无方之后，席静波对养父说：“爸爸，别为难了，我不读中学了，帮你干活。”养父一听便发火了，说卖房卖地也要供他念书。

之后，席家的一间半房子卖了150元，支撑席静波读完了中学。后来，席静波也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到勃利中等师范学校。

虽是他乡已成故乡

1960年，张爱庭即将初中毕业时，学校准备推荐他去军校，要对他进行政审。有一天，学校老师找到他，问：“你是你父母亲生的吗？”“是啊。”张爱庭说，他没多想，只是觉得老师的问题让他很惊讶。

放学回家时，张爱庭发现母亲正与公安局的人在说话，看到他进屋了，便不再继续。张爱庭感觉哪里不对劲，但也没多想。此后，养母对张爱庭说，如果要选择国籍，就让他选中国。“我当然选中国啊，我哪里会认为我是日本人嘛。”张爱庭此时仍没多问。

调查完之后，张爱庭没有去上军校，继续读高中。此时，张爱庭已多多少少了解到自己的身世。“不想去问父母，怕引起误会，他们对我很好，我就算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他们最亲。”张爱庭说，他懒得想这些事情。

1963年，张爱庭高中毕业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我还没入学就给了我一个团支书的职位。”张爱庭说，这证明他是日本遗孤的身份并没有妨碍他被认可。在大学里，一切也都顺利。

有一次，张爱庭将身世告诉了几个同学，结果大家一切照旧，放佛他这个身份不存在一样，这让张爱庭很是宽慰。然而，对自己的复杂背景越发清楚的他，仍然选择不与养父母谈论此事，怕引起误会，伤了他们的心。

1968年大学毕业后，张爱庭回到黑龙江，在北安农场工作。之后，为照顾养父母，张爱庭回到密山工作。再后来，养母去世，张爱庭很悲伤，“我也算给她老人家养了老送了终”。对于身份之事，张爱庭仍然没有过多关注。

与张爱庭不同的是，席静波的家人对于他被抱养一事并无隐瞒，“张妈妈也总是给我讲抱养我的故事”。

1972年，席静波的养父席君山去世。“老人家受了大半辈子苦，好不容易盼到我参加工作，生活有了改观，但他却是撒手人寰了。我对他非常怀念，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要到养父坟茔扫墓献花。此外，也要去祭拜第一个养父张克山。”被席家抱养之后，席静波仍然与张家来往密切，他一直喊张克山的妻子为“娘”。

像席静波一样较早知悉自己身份的日本遗孤并不多，一方面由于少不更事，一方面由于国籍管理上，这些日本遗孤早已是“中国人”。此外，出于保护自己孩子的想法，很多养父母并不愿意将遗孤的身份公开。

如今，根据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未赴日定居的日本遗孤可以每年享受一次赴日观光旅游，并且可携带一名亲属。这些年，张爱庭已带着妻子、女儿、女婿去过日本多次，“每次走就是出国，从日本离开才叫回国”。

赴日寻亲心系中国

在席静波养父去世的同年，中日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民间与日本民间都已开展了关于日本遗孤的寻亲活动，但都只在小范围进行，多数日本遗孤并没有寻亲机会。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决定由两国政府负责组织和实施遗孤回国寻亲活动。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1年3月2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实施第一次遗孤团体访日调查，共有47名遗孤访日，其中30人身份判明，判明率为63.8%，至2000年，共有2120名遗孤参与访日调查，有666人身份被判明，占总数31.4%。

张爱庭于1987年赴日寻亲。起初，他并不上心，而且担心会引起包括家庭及工作上的误会，“领导跟我说，你去吧，找不到就算是旅游了”。张爱庭并没有将寻亲一事告诉家人，同样不想让他们担心，“他们以为我出差了”。

“我啥也没有，物证人证都找不到，也有几个前来相认的，但最终都不是。”张爱庭有些失落，但他并没有对此耿耿于怀，“我在中国有家庭，这边就算是寻到了亲人，也无法过来照料，还不是徒增烦恼啊”。

席静波也同样没找到日本亲人。在出发前往日本之时，老母亲默不作声，往日笑容一扫而光，“我说，妈妈，我去日本寻亲您不高兴吧？妈妈说，我不是不高兴，我是担心你去了日本之后忘了这个家，忘了我这个老婆子。你走一天我惦记一天。我说，妈，你想哪去了，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扔下你和家人。再说了，中国还有我的教育事业”。

虽然没能寻到亲人，不过，席静波与张爱庭都属于被认定的日本遗孤，均可获得日本永久居留权，但他们都选择了回国。

“中国有我70多岁的老母亲，把我看成她的精神支柱，我要是不回去，她会倒下的。她养我小，我养她老。”席静波回到林口县，再次见到母亲，他们相互拥抱，老母亲喜极而泣。

“很多孤儿一下回日本后，没办法适应。这就需要一个很大的心理调整，但当时没人提供这种心理疏导。”关亚新说。

辽宁省抚顺市的日本遗孤张凤环于1989年只身赴日定居，想着熟悉日本生活后再将老伴与孩子接过去。但已近50岁的她在日本语言不通、习惯不合，而回国、回到抚顺的家也成了她的愿望。终于，攒够机票钱后，张凤环的心情豁然明朗。

在哈尔滨市的方正县，有一座日本人公墓，这里埋葬着的，是曾经死在这里的日本开拓团团民。而在这座公墓不远处，还有一座墓，是中国养父母公墓，这里埋葬着的，是曾经哺育了开拓团团民后代的中国人。

两座公墓比邻而建，虽然是在不同的地方，但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