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前被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有2800余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踏上寻亲之路，陆续回到日本。然而，回到祖国的他们，多数人没有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于是， 他们把中国的生活复制到日本，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依然保留着过春节的习惯，在除夕和家人朋友团聚……

引子

中国归国者谢恩书画展、中国归国者战后70周年纪念公演会……随着第70个8·15日本终战日和9·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一些日本遗孤个人和团体开始参与到各种纪念活动当中。

谢恩书画展的发起人之一木村成彦就是日本遗孤之一，与许多遗孤一样，今年也是他70岁的生日。70年前的8月9日，前苏联大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驻守东北的日军全线进攻，日本军人、开垦团团民匆匆踏上逃亡之路。木村成彦的生母当时在敦化的一个木工房打工，逃亡之前将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托付给了当地一个木匠，从此没了音讯。

像这样在二战结束前被留在中国的日本婴儿和儿童有2800余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踏上寻亲之路，陆续回到日本。然而，回到祖国的他们，多数人没有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40岁以后学习日语困难重重，思维方式也基本定型。于是，他们在遗孤的圈子中，继续着中国式的生活……

一

跳广场舞、接送孙子

晚年生活“很中国”

在东京湾沿岸港区的一个活动中心，每周有三四个时间段是属于遗孤们的，四十多人跳舞、写毛笔字，每次三个小时。木村成彦是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他在1986年就回到了日本，日语比较熟练，退休之后的他便联系了这个活动中心，“遗孤们年纪也大了，需要活动活动，大部分人日语都不太行，融入不了日本人的活动中，我就联系、组织一下。”木村成彦一说话，就能听出是个东北人。

在他看来，日本老年人的舞蹈是典型的“日本风格”，柔软缓和。他们还跳华尔兹、国标、迪斯科，“我们不来那一套，快三、慢三跳着玩，音乐都是从中国买回来的碟，很便宜。”

木村成彦的“老伙伴”土佐范俊在去年老伴去世后，也加入了活动中心，跳舞、写字成为了他独居生活的主要活动。

他们的舞蹈和中国中老年人的广场舞类似，只不过是在室内进行，搭配着《最炫民族风》等音乐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凤凰传奇我知道，不错，我们还想练小苹果，但是太快了，有点难。”木村成彦说。

在东京的遗孤现在少说也有几百人，除了木村成彦组织的活动中心外，比较著名的还有位于台东区的日中友好之会。今年7月，日中友好之会的成员来到中国东北祭拜养父母，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巨大关注。在日中友好之会，除了教授日语、汉语等语言及电脑技术之外，每天还有乒乓球、音乐、舞蹈、乐器、戏曲、太极拳等各类活动。

“有这个组织，也是为了能让大家的晚年生活更充实一些。”今年70岁的河村忠志刚刚担任这个团体的副理事长。在来日本之前，他曾在沈阳水泵厂当办公室主任，“虽然‘文革’时有很多遗孤受到冲击，影响了思想感情，但我一直过得很顺利，上学时基本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工作后也没有受到过任何歧视。”为了工作，直到2000年快退休时，考虑到子女希望到日本发展，他才回到了日本。

55岁回到日本的他只会基本的日语，平时主要在遗孤的圈子里活动，“我也挺忙的，平时还得帮忙接送孩子。”在日本，老人们是不给看孙子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还是中国的。”河村忠志坦言。

二

中年方知自己身世

最初没想要回日本

现在活跃在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华人书道会的木村成彦，在年轻时也许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日本度过后半生。直到1974年，29岁的他才第一次被明确地告知“你是日本人”。

那时，中日邦交刚刚正常化，木村成彦还是敦化林业局基建科的张学彦。一天休息的时候，他的老邻居突然说：“你也不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们都知道，你是日本人，是抱来的。”

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小伙伴打架时总喊他“小日本鬼子”，母亲在他上中学时给他讲故事说，人有了出息要找到自己的本家。“我心里其实一直有点疑问，但是没敢问，也没多想。”

对自己的身世一直没太在意的木村成彦心中的疑惑得到了解答，他开始给大使馆写信，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他也辗转找到了生母曾打工的木工房，那里的老板告诉他，“你和你母亲长得有点像，你姓木村。”

1983年，木村成彦随第4批寻亲团赴日本寻亲。团员们穿着毛料的中山服，在西装革履的日本社会显得有些突兀，第一次吃的泡面也让他们半夜还想起来吃。当时的日本，电视已经非常普及，一天滚动播出遗孤们来寻亲的消息，有一些人在电视中发现了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前来相认，“一个团里60多人有十多个找到根了，特别激动。”

一度，木村成彦也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亲人。在乘新干线从东京前往京都之前，他被通知说到了京都，有人要来见他，但后来这个人始终也没出现。

他听说，一些日本人迫于压力，并不希望与遗孤相认，毕竟遗孤多为长子，可能会瓜分家产，而且很多日本人也有了新的家庭，“找不到，是命运的安排吧，也可能他们死在回日本的路上了。”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显示，在近3000名遗孤中，明确身份的仅有1284人。木村成彦就是那没明确身份的1700多人之一，他再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但寻亲之行让他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既然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了，总想回这里看看，希望后半生能够在这里度过。”于是，1986年，他穿着西服，带着老婆孩子，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同年，土佐范俊到日本寻亲，同样未果。37岁那年，在公安局他第一次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当时真是蒙了。”不过这件事情也并非不可理解，他身高不到1米70，而几个弟弟妹妹们都非常高大，“弟弟有1米85，妹妹也有1米68，别人总说我和他们不一样。”

赴日寻亲后的土佐范俊没有立刻决定回去，“日本是很发达，但是我在中国那么久了，没想回去。”土佐范俊说。

之后几年，中国开始掀起出国潮，周围人不断劝他回日本，“你年龄还行，出去还能干点事儿，还能把孩子带出去”……1989年10月8日，土佐范俊带着家人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三

忆起养父母泣不成声

“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土佐范俊记得，离开抚顺前的最后几天，每顿饭都吃不好，养母一直在哭，她送他到北京坐飞机，从抚顺哭着去，又哭着回来，“把眼睛哭坏了，后来有一段时间都在治眼睛。”

土佐范俊刚出生十几天就来到了养父母家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应该是伪满洲国在抚顺煤矿局的工作人员，1945年10月从抚顺到葫芦岛登船回日本，“那时特别冷，我的亲妈没有奶，带着我也活不了，在路上、船上，很多人都冻死了……”

满月后，养父为他办了满月酒，说我就是他的亲生儿子，“这是为了让我日后不受欺负，老乡们也很守信用，始终没有人说过我是日本人，所以我入团、工作都没有受到影响。”

这些往事都是妹妹告诉他的，“我从来没敢和母亲正面沟通过这件事，包括我最后回日本，也都是我的弟弟妹妹在做她的工作。”

回到日本后，土佐范俊依然牵挂着在世的养母，工作时虽然只能三年回去一次，但他的妻子每年都会回家看望，养母也曾5次到日本和他一起生活，“很多人说他们是‘养父母’，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啊，没有‘养’字。”刚回日本时，他坚持保留养父母的“冉”姓，但听说保留着奇怪的中国姓孩子可能会受欺负，他才跟着担保人姓了土佐。

离开中国26年，他一直与弟弟妹妹们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经常用QQ和家人聊天，“依然还是那个感觉。”今年9月，他又要回国与他们团聚，一家人一起去云南旅游，“他们也说我一个人太孤独，全家一起出去走走，他们条件好了，每次都不让我花钱。”

而木村成彦的归国比土佐范俊少了一些纠结，当时养母已经过世。一说起养母，他想到了自己十几岁时，养母在零下40摄氏度背他去医院看病；他想起了养母40岁就掉光了的牙齿，“我小时候身体弱，她没有奶，听说高粱汁可以养活，她用嘴嚼煮熟的高粱米，趁热放到白布上挤出汁水，牙在那时被烫坏了。”

“她一直说：‘小子，等你工作了给我镶牙。’可我工作就赶上了‘文革’，一年的钱都不够镶牙，她终于没等到我给她镶牙的那一天……我对不起她。”木村成彦泣不成声。

四

被日本人当作中国人

看比赛还希望中国赢

木村成彦到了日本后，养父一开始有点担心。“他说，不行咱就回来。”

木村成彦先是在归国者定居中心学习了半年的日语和日本的基本生活，后来到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一次，他天热没有戴安全帽，被领导发现了很不满意，“在日本很注意保护劳动者，必须戴安全帽，有灰尘要戴口罩，来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有好多偏见。”

和工地上的同事们在一起时，木村成彦并没有感到日本人对他的排斥，但他们会问：“你们中国有什么什么吗？”开玩笑时，他们会说：“你这个外来日本人，简称还是‘外人’。”在日语中，外人就是外国人的意思，“这和小时候，小孩儿打仗时叫我‘小日本鬼子’一样。”

比木村成彦晚回到日本三年的土佐范俊开始的日本生活并不如意，“都46岁（虚岁）了，哪里还能学会日语。”他开始打工挣钱，早晨6点起来到宾馆铺床叠被子、做清扫，然后中午刷盘子，下午去公司打扫卫生，晚上再去上日语课。

这样的生活，让原来在中国是个副处级干部的土佐范俊难以接受，和国内老同事去电话的时候，他说自己千头万绪，满腔苦衷一言难尽。“后悔，但也没办法，回去别人瞧不起，要硬着头皮干下去，而且孩子在这里感觉非常好。”

走过了最困难的开始，生活逐渐迈上正轨，土佐范俊重新做起了在中国从事过的给排水工作。在工作的最后5年，他还被派到无锡工作，筹建污水处理厂。“他们还是觉得我是中国人吧。”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原因，他始终感到与同事有隔阂，不过大部分人都待他十分友好，“除了一些瞧不起人的，我也瞧不起他们。”

“那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面对这个问题，他们都沉默良久。

“只能说，我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但思想那一套是中国的。”“硬件是日本的，软件是中国的。”“思想上我应该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看比赛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中国赢。”

他们把中国的生活复制到日本，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依然保留着过春节的习惯，在除夕和家人朋友团聚。平时，木村成彦和妻子在家蒸馒头、包水饺，妻子最近在看《杉杉来了》；土佐范俊一直喜欢吃炒菜，日本的煮物和炸食在他看来都是“过犹不及”，早年买的中国节目的录像带碟有1000多份……

“虽然是到日本了，但还是中国的那一套。”土佐范俊说。

五

状告日本政府争权益

向安倍写信劝其反省

与土佐范俊、木村成彦曾在日本工作过不同，河村忠志2000年回到日本时已经55岁，人生学习和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也已经过去，他直接在日本开启了退休生活，然而养老金的来源却成问题。这也是进入老年的遗孤们普遍面临的难题，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缴年金的时间很短，之前也没怎么工作，到了退休年龄就没有足够的养老金，“仅靠政府发放的生活保护是不够的，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错，1945年时政府把我们遗弃了，日本的军队都跑了，把老百姓留在中国，我们成为残留孤儿。”

因此，遗孤们认为，他们回到日本后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他们到首相官邸静坐、游行，2002年决定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请到了200多位日本律师组成的辩护团。这场由关东地区发起的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400余名在日本的遗孤中有2000名都参与到了原告团中，全国15个地区都开始了状告日本政府的行动，他们同时在各地征集到100万个签名，交给日本政府。

然而，大规模的诉讼仅在神户市获得了胜利。2007年1月30日，东京地裁宣布遗孤全面败诉，当晚，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谈话，表示“至今对中国残留邦人的政策很不够”，要研究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最终，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在国会通过了新的遗孤支援政策。当年7月10日，在首相官邸，原告团代表与安倍晋三见面，得到了实行新政策的承诺。根据新的支援政策，遗孤们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外还可以获得年金（养老金）的补助。

遗孤们与安倍晋三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就此结束。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此后曾透露出否认“村山谈话”的倾向，这给本已因领土争端而紧张的中日关系再次蒙上了阴影。“我们都希望中日友好，不想打仗。”木村成彦说。

“我们这些中国归国者是那一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也是侵略战争的活证据。正因为日本当时侵略了中国，你的国民才成了‘残留孤儿’和‘残留邦人’。这是历史留下的铁证，决不允许无视历史，否认历史。”2013年7月，木村成彦经内阁府给安倍递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这样说。

和对政治不感冒的日本普通民众不同，遗孤们很关心安倍的外交政策，对近期众议院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河村忠志表示“从内心是反对的”。

在8月14日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他特别提到了在中国被残留的接近三千人的日本儿童得以成长，他说：“饱尝战争痛苦的中国人，以及曾经被俘并遭受日军施加难以忍受痛苦的人做得如此宽容，他们内心的纠葛究竟多么大，付出的努力又是多么大？”

“他还欠一句，应该感谢中国养父母。”土佐范俊说。

文/本报记者 赵婧姝（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受到李珍女士、日中友好协会、东京日中友好之会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