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留学日本时参加的新中学会，建立以后采取的活动方式比较民主。学会在成立时既没有推举会长，也未建立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一类的集中领导组织，仅在开会时公推比较年长的一人为主席；会内的具体事务，也按照实际需要，推举一人或二人以上的干事担任。在京都与周恩来等人合影时坐在居中位置的马洗凡，在会员中年纪较大，曾在南开中学任自治励学会副会长，在1918年3月间一到日本，就与童冠贤、高仁山等人成了会员公认的新中学会实际领导人，成为新中学会决定会内一切大事的中心人物。新中学会在创立初期，会员的组织生活是相当严格的。当时，新中学会在东京租定早稻田隺卷町12号一所住宅为会址，名为“新中寄庐”（ 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住处）。每逢星期日上午，新中学会就在“新中寄庐”举行会员座谈会。在座谈时，每个会员都先各自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及自己的学历、志愿等，然后座谈国家大事、个人的学行感想等；再有，就是轮流座谈个人一周来的读书心得，或作学术讲演。为了纠正不遵守时间的恶习，学会规定准时开会、准时闭会，无故不许迟到早退，并决定凡无故迟到者应自觉地站立一旁，必须等主席招呼后方许就座。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后，曾几次到“新中寄庐”参加会员座谈会，在1918年6月9日的座谈会上，他讲了《婚姻问题与独身主义》。 1918年7月上旬，周恩来继在同年3月参加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未果之后，又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只是又以日语“会话不好”等原因落榜。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是新中学会的会友给了他不少安慰。1918年7月20日，是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到新中寄庐参加了纪念活动。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有：“早起赴新中寄庐，祝新中一周年纪念，由铁卿读祝词，毕摄影，共往郊外大久保大山团聚。”几天后，他还将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这天拍的两张他与4个会友的合影照片，及一张摄有诸多祝词的照片，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使之得以存留至今。 1918年7月底，周恩来取道朝鲜半岛回国，在天津家中住了有一个月。他又回日本后，大约在10月份，新中学会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约十七八间，作为会员宿舍。约定除确有困难者外，会员都搬到宿舍居住，在“新中寄庐”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约定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采买、看门等生活事务，均由会员轮流担任，不再雇用任何人；在就餐时，实行一饭一菜制度。为了发挥会员间的互助精神，各人所有现款都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要支用，不许浪费。此外，由经济比较充裕的会员一次或分次交出定额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等费用。 到这个时候，周恩来搬进“新中寄庐”（其日记本后面的“支出款项”帐单中有1918年10月“搬家”用去2元、交“饭钱”4元的记载），与马洗凡、童冠贤、高仁山、杨扶青、张子纶、李峰等人一同过起了集体生活，“炊爨洒扫皆自为之”（天津南开中学校董范严孙1919年2月5日给其子信中语）。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访问美国归来，路过东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庐”参观，并与新中学会会员共进午餐。据杨扶青等人在《新中学会纪要》一文中回忆，那一次新中学会会员与张伯苓、孙子文和范源濂等人共进的午餐，就是由周恩来和马洗凡、李峰等新中学会的会员自己烧的。当时，张伯苓等人都热情称赞周恩来、马洗凡等新中学会会员在“新中寄庐”过的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那时，周恩来在经济上比较拮据，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马洗凡和杨扶青等人，就一起通过新中学会这一组织，给了周恩来在生活上以较大的资助。 周恩来参加新中学会，入住“新中寄庐”以后，同在东京已经入学或准备考学的新中学会会员，不管是原来天津南开中学的同窗，还是新结识的来自天津法政学校、天津水产学校等校留学日本的同学，都成了关系异常亲密的朋友；那时，这几个学校在东京以外的地方就读的同学，如由天津政法学校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的安体诚、于树德等人，也都先后加入新中学会，成了周恩来志同道合的会友。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除了想考学深造外，主要想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极想了解世界的“新思潮”，掌握“哲学的思想”和“科学的能力”，以便日后归国积极从事救国运动。为此，在紧张的备考之余，他常常到位于神田区北神保街的中华青年会馆，阅读日文报纸和书刊，还经常阅读由国内寄来的《新青年》和南开中学学生自己出版的《南开思潮》等刊物。
1918年3月25日，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互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在5月12日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周恩来密切关注留日学生这一斗争，在日记中记了不少当时的斗争活动情况。入住“新中寄庐”后，他的思想日益活跃，似乎不再怎么在意能否进入哪所日本的高等院校“官费”就读，而把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上去了。 到1918年下半年，随着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日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一些马克思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报刊上也不时有评介文章发表，特别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在1919年1月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开始比较全面、系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在国内，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也开始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划时代意义的宣传，着手评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这使到日本后感觉“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的周恩来，在“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发生较大变化。1919年的春天到来之后，他毅然决定，不再滞留日本，而“返国图他兴”，投考母校新建立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回国寻求革命的真理，探索中国新的革命道路。 周恩来是在1919年4月中旬由神户港登舟回国的。离开日本之前，他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到有“西京”之称的日本故都——京都逗留了有10日，在风光旖旎的日本“千年古都”留下了自己的旅迹游踪，也留下了自己异常舒畅、优美的《雨中岚山》等诗篇，还有这张与新中学会会友的珍贵合影。 京都在东京西偏南360多公里处，距离神户港较近。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正在读书的安体诚、于树德等人，作为新中学会的会友，对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的到来，自然非常欢迎。从这张新中学会会员京都合影看，当时一同到达京都的新中学会会员，有仍在东京滞留的新中学会领导人马洗凡、童冠贤和即将由东京水产讲习所毕业的杨扶青、张子纶等人。他们很可能是专程为送别周恩来，而和周恩来一起来与在京都的新中学会会友相聚的。 位于琵琶湖西南的京都，古称“平安京”，是日本著名的游览城市和宗教、文化中心。整个古城仿照的是 8世纪中国唐代长安和洛阳城的建筑式样, 有着京都御所（即旧皇宫）、二条城等名胜古迹，并有西本愿寺、东本愿寺等1500多所佛教寺庙和平安神宫等200余座神社，其地珍藏着不少经书典籍和历史文物。京都的环境幽美，市区的园林各具特色。周恩来与马洗凡、童冠贤、杨扶青、张子纶等新中学会会友到达京都后，很可能下榻的是安体诚、于树德等人就读的帝国大学（今名京都大学），或在其附近。帝国大学位于京都的东北部，与日本的旧皇宫隔河相望，附近就有与岚山遥遥相对的京都东山风景游览区，有著名的圆山公园。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在“雨中二次游岚山”吟出《雨中岚山》之后，还相继吟出《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等诗歌。其中《四次游圆山公园》写于4天以后，是时园中已是“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了；即将离开京都踏上归国旅程的周恩来，在“灯火熄，游人渐渐稀”时，不由轻声叹道：“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从“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这句诗看，周恩来当是在那年4月1日到达京都的，两游岚山，四游圆山，利用“九天”时间，把“西京”内内外外的名胜古迹、奇山异景，及樱花开落的“炎凉”，都“饱看”了个够。他在京都留下的这些诗，是他“九天西京炎凉饱看”心情的真实写照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写这些诗时，周恩来一反他以往擅长的古诗体写法，完全采用的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的自由体写法，这无疑是他新诗创作的成功尝试。在此之前，他还从未这样开怀和外向地袒露过自己的复杂感情，这表明他当时已被京都的秀美山水所展现的“自然的美”完全陶醉了，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工作和所要走的革命道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大概在写出《四次游圆山公园》之后，可能是1919年4月10日，周恩来就由京都转行神户，乘船赴大连，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回到祖国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就在北京爆发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他成了天津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从此开始了自己极其壮烈的革命生涯。 在1919年清明节前后，陪同周恩来两游岚山，四游圆山，“九天西京炎凉饱看”的，肯定是照片上与周恩来合影的这些新中学会会友。其中，与周恩来合影时一起坐在前排的4人，都是与周恩来关系比较密切的冀东人。 居中而坐的马洗凡是昌黎人。他出生在昌黎县城的一个官宦人家，其曾祖父马恩培曾在清朝光绪年间当过多年江安粮道和湖北按察使。马洗凡比周恩来年长得多，是个“老大哥”式的人物，与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有着一定的同窗之谊，到日本后又极热心新中学会的会务活动，与周恩来的关系相当密切。后来，他也离开了日本，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并和新中学会的另一主要创建人和领导者童冠贤在欧、美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说，试图把新中学会改组成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24年，他和童冠贤曾从德国寄回一个新中学会的会宪修正草案，提请国内会员在举行年会时讨论通过。 1926年，他和童冠贤在留学归国后都加入了国民党，并联合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新中革命青年社”，号称“新新中学会”，实际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了一个新的派系。后来，他曾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南京市社会局局长等职，先后在南京和迁徙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工作，当选国民政府中央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第三、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由重庆回到南京之后不久病逝。在参政会上，他与周恩来久别重逢，周恩来曾几次勉励他秉承当年新中学会的宗旨，为建立新中国贡献力量。
杨扶青（1891-1978）和张子纶（1894-1959）都是乐亭人，1915年由天津水产学校毕业后一同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深造；在京都送走周恩来回国后，他俩也在那一年毕业归来，于1920年在马洗凡的家乡、素有“花果之乡”美称的昌黎，创办了以新中学会的名称命名的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以新中学会会徽“赤心”为商标的各种罐头食品，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实业救国道路的组织形式作了一些试验性的尝试。回到天津后的周恩来，对杨扶青和张子纶一起决定到昌黎创办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做法非常赞成，曾经表示：你办吧，把工厂办起来，若缺工人，让我弟弟去做工。杨扶青回国后，与同为乐亭人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1924年6月，他从新中罐头公司拿出500元银币，资助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冒着被牵入“共产党要案”的危险掩护李大钊离开昌黎，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南下投身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在桂林、重庆等地组建中华营造厂有限公司，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常务理事，负责重庆培黎学校的办学等工作。到重庆后，他与周恩来久别重逢，通过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协助不少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水产专家，曾被国民政府委派到台湾高雄筹办食品加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夕设法返回大陆，被周恩来派人专程由上海接到北平。后来，杨扶青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先后担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河北省农林厅副厅长、商业厅副厅长及水产局局长等职务，到1960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1978年2月22日，在准备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张子纶一直担任新中罐头公司的副经理兼技师，主要负责厂房设计、产品加工、操作工艺等工作。后来，他曾到长春益发合（以加工粮、豆、麦为主的工厂）供职。抗战胜利后，他跟杨扶青到台湾，先是准备经营台湾枫梨罐头公司，后又受聘台北渔业管理处技师，出任基隆水产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在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山东大学水产加工系任教。1957年因病离职，1959年11月11日逝世于长春市立医院。 安体诚（1896-1927）比马洗凡、杨扶青、张子伦的年龄都小几岁，为唐山附近的丰润人。1917年，他与同学于树德由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被校方资助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学习。入学不久，他就和于树德一起加入了新中学会，得以同周恩来、马洗凡、杨扶青等新中学会会友熟识，并在东京参加了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 安体诚是在1921年夏天由日本回国的，受聘到母校任教的。回国后，他即与于树德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校内设立了天津工人图书馆。1922年初，他和于树德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他就转到北京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刊物《工人周刊》记者、编辑兼发行工作；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李大钊派他以京奉铁路密查员和育才科视学的名义和身份，指导京奉铁路的工人运动，与邓培等人发动了山海关和唐山两地的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夏天，他应聘到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学系任教，转到杭州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9月，他奉调任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特派员，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兼陕西军务督办孙岳秘书的身份，赴西安从事兵运和党、团组织整顿等工作；同年12月，回到北京参加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那天，他是要求面见段棋瑞递交国民大会决议案的5名代表之一。后来，他被中共北方区委调往南方工作，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和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并到广州劳动学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带领一部分党团员绕道上海向武汉转移，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1927年5月牺牲于龙华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当年与安体诚等人一起在京都尽情游览和作临别合影留念的周恩来，曾多次提到安体诚，说“这个同志非常好”。
在京都合影时站在后面左起第一个位置的于树德（1894-1982），是天津附近的静海县人。他既与安体诚同龄，又与安体诚在天津和日本京都同学。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的于树德在小小年纪就加入了直隶同盟会，并跟白雅雨等人一起到滦州参加了辛亥滦州起义。后来，他和安体诚一起到日本留学，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时加入了新中学会，与周恩来等天津留日同学成为志同道合的会友。 1921年夏天，他和安体诚一起由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到天津法政学校任教。到这时，原在日本留学的新中学会会员，或毕业回国，或转往欧美留学，已分别在美、德、法、英各国成立了新中学会分会；总会也由东京移到北京，租定鲍家街二十七号为会址。于树德回国后担任了新中学会的执行干事，负责总会的会务工作。他和安体诚一起发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并到北京与同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 1921年10月，李大钊负责在北京选择一些进步团体到苏俄的伊尔库次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新中学会被选中，于树德代表新中学会去参加了这个大会。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最终是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名称也改成了“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于树德去莫斯科参加这个大会，深深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感染，回国后就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转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之一。他和李大钊一起到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和李大钊一起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青年部长。 1924年5、6月间，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到昌黎县城北的五峰山韩文公祠避难，就是他亲自找到五峰山为李大钊送的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紧急通知。就在那一年夏天，童冠贤和马洗凡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说，想把新中学会改组为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德国寄回一个新中学会会宪修正草案，提请国内会员讨论通过。在年会通过会宪修正草案时，于树德当场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要求出会。后来，于树德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到了南方，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在蒋介石反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闭门翻译、写作，并从1931年起主要从事合作工业研究，讲授合作社理论。抗战胜利后，于树德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考试院考试委员和“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监事会副主任，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2月，于树德在北京病逝；在去世的前几年，他写有《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等文章。 在合影时站在后面的刘东美和“朴岩”的情况失考；仅知童冠贤后来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的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流落海外，最终侨居在加拿大。1957年初，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面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探一下风声，了解一下共产党人的真实意图。在挑选“海外”的合适人选时，与周恩来有新中学会会友之谊的童冠贤被列在了第一位；然而，童冠贤“拒绝受命”，失去了回大陆与周恩来、杨扶青、于树德等当年在日本京都合影留念的新中学会会友重逢，见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的机会（后来列为第三人选的宋宜山成行）。 2002年4月20日 后记 这篇文章，是2002年春天笔者执笔与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多年专做馆藏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刘力勤同志合写的，已经在那一年的辽宁《党史纵横》杂志发表。在纪念周恩来逝世30周年之际，以飨读者。 董宝瑞 2006年1月8日于碣阳书斋 （来源：凤凰网） |
周恩来在日本京都的珍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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