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明显发生积极的变化，而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则改善得不明显，甚至还有所倒退，对日中关系的看法也比较严峻。
    日本总理府历年外交舆论调查显示：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条约后，日本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连续两年上升，最高时达到近80%。从1985年起，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开始减少，但仍保持在70% 以上。然而，以1989 年为分界，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出现明显下滑，与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几乎各占一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即小泉执政之初。从那时起，日本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开始超过有亲近感的人。2008年日本政府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只有31.8%，而不感到有亲近感的占66.6%。据《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共同组织的对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民意调查结果，2008年日本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受访者达75.6%。

    日本民众对华好感下降的原因
    第一，媒体误导民众。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围绕食品安全等，主流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也较多。这些对日本民众的中国观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日本报界对受众的影响力比在中国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不仅是由于日本人爱看报，报纸发行量大，而且因为各大报社还有自己的电视台。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教科书编撰会”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日本媒体商业化盛行，某些报纸为招揽订户和读者，关于中国的报道负面评论较多，甚至歪曲事实。对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与日本相关的问题，也往往归咎于中国，误导受众。日本的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体制事实上也给了右翼反华言论以自由，而广大日本读者则受到这方面负面信息的影响和心理暗示，逐步形成比较消极的中国观。结果造成日本一些正直而了解情况的人难以站出来说话，在客观上“丧失了”言论自由。
    第二，影响百姓切身利益的报道。一些与日本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例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等容易引起日本社会的普遍关注。最典型的是2008 年1 月在日本千叶县和兵库县发生消费者食用中国“天洋食品公司”出口的冷冻饺子中毒事件，被中日两国警方疑似刑事犯罪案件立案调查。日本媒体的有关报道更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变得严峻起来。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集中报道大约会在两周左右淡化，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大体会持续1-3 个月。这期间一旦发生其他重大的国内外事件，很可能冲淡原有的报道。然而，这次日本有关报道则出现“长期化”趋势。一则由于这个案件迟迟未破，引起持续关注，并涉及中国恢复对日本的食品出口。二则由于中日两国警方在最初阶段的调查，各执一词，出现不同说法，造成日本媒体续报的新闻焦点。三则日本媒体利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到现场采访等方便，自行发布未经确认的消息，一些报道把这起疑似投毒案件与一般食品蔬菜中农药超标问题混为一谈，也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四则据日本媒体2008 年8 月报道，中国“天洋食品公司”回收后的冷冻饺子在中国国内引起食者甲胺磷中毒症状。尽管中国警方仍在全力调查，但在未正式得出调查结论之前，日本一些媒体已断定问题发生在中国。而每当这种后续性报道出现时，日本的电视台就会反复播放原来的录像画面，从而不断强化日本电视观众的印象。其后，中国“三鹿奶粉”等制奶业使用三聚氰胺添加剂问题曝光，进一步损害了中国食品安全的形象。
    第三，带有消极心理因素的采访。近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一些日本人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太适应中国的发展壮大。一位长期从事中国问题报道的日本资深记者也对这种倾向表示担忧。他表示，在日本各大报，通常只有社论是代表报社观点的，要经过集体研究定调，而从国外发回国内总社的消息或评论一般都是记者个人撰写的，报社根据需要照登。所以日本驻当地记者的作用很重要，他会根据总社要的消息去采访，但笔下的文章怎么写就由他自己决定了。过去到中国的记者一般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甚至喜爱中国的，而现在的记者有些就未必如此，只是为了有份工作而到中国。有些人为了迎合国内读者的口味而发表带有偏见的报道。有些日本记者则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衡量或看待中国。
    第四，发回国内的负面消息。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往往倾向于消极或悲观，危机意识比较强。这一点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反映得也较明显。苏联解体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国防力量的壮大，总爱强调其如何对日本不利。连以经济消息报道和评论为主的《日本经济新闻》也开始登载中国海军动向的文章，强调“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军队的动向越来越引人注目”。读者很可能增加对中国的不安或“厌中”情绪。在日本报社工作的记者分别在政治部、经济部或社会部，他们有各自的专业背景和视角。有些记者非常敬业，在中国工作期间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深入现场和第一线，报道得相当具体。他们看到了中国基层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许是出于善意或记者的良知而进行了揭露性的报道。但是，由于这些报道是刊登在日本的报纸上，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未必知道，也难以改进工作，而日本读者从这些报道中得到的有关中国的印象却是很糟糕的。如果日本一些好心的记者能把他们发现的中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客观而坦诚地向中国有关部门反映，促使中国政府改进工作，我相信是会受到欢迎的。
    第五，由其他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失。中国政府对新闻报道的管理、现场执法人员与日本媒体工作者的关系也很值得重视。日本媒体工作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中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其中既有友好人士，也有持偏见或有特殊使命的人。因此，如何科学地处理好同日本媒体从业人员的关系也是一门艺术。无论是什么立场的记者，其首先是人。尽管职业道德要求记者客观地报道事实，但是如果他们到中国来采访遇到困难或受到难以接受的限制，工作情绪就可能受到影响，报道的基调也会偏消极。而当外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工作都感到愉快和方便，对中国就有较好印象，他笔下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可能比较亮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各相关部门与日本媒体人和谐相处是一项很重要的友好工作，而过度严厉的限制措施则可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对某些敏感问题、敏感时期、敏感地区的报道受到驻在国的一定限制也是很正常的，中方有关单位有责任向日本媒体工作者说明相关规定，不必讲客气。

    中国要通过日本媒体向其国民发出正确信息
    国家间信赖关系的建立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信赖，而着眼于人的公共外交则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好感与信赖。中国要构建和谐世界与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
境，公共外交将发挥直接的重要作用。增进双方的公共外交合作 公共外交的特点之一是，其对象和参与主体不仅是政府、民间团体，还包括个人，而且不分职业和年龄。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的出色表现，就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与赞扬，被媒体誉为“北京的名片”。另外，每次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客观上也属于一种公共外交行为。伴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国际化，培养公民的公共外交意识和素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笔者近年来经常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其中包括日本的媒体朋友。2007年曾就中日关系、朝核问题、国际形势等接受中外媒体采访达1000 多次，有时1 天就接受10 多个报纸、杂志、电视台的采访。在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时，不忘强调中日友好；当中日关系改善时，不忘指出问题所在。笔者认为，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是学校课堂的延伸，力所能及地回答媒体朋友的问题，从广义上讲也是学术为民、服务社会，是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促进中日友好事业应尽的义务。认真对待和接受好日本媒体的采访，就是通过日本媒体面向日本国民发出信息，其实质也是中日之间公共外交的一种合作。
    学会与日本媒体打交道 中国自身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受访单位和受访者也需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学会对外国媒体说话，特别是善于回答应付一些比较尖锐而具有挑战的问题。有时还可以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研究课题的逻辑起点，促进本身的学习与提高。对于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可以按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态度坦诚对待。这些都是参与公共外交的基本功。对于受访者来说，面对国外媒体积极而适度是十分重要的。过于保守，拒媒体于千里之外，等于放弃“话语权”；过于张扬，出言不逊或信口开河，可能祸从口出；过于情绪化，出于私利或对政府不满而借境外媒体出气，则可能被人利用，“自我毁容”。
    2005 年以来，笔者曾3 次应邀出席日本销量名列前茅的综合月刊文艺春秋杂志社编辑部组织的座谈会，直接与代表右翼观点的日本论客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地辩论。先后应邀参
与了4 次日本电视台主办的有关中日关系的直播讨论，有两次是通宵5 个小时的连续直播。话题涉及“饺子事件”、中国国防费、靖国神社、日美同盟、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许多“敏感话题”。每次都产生良好效果，受到中日双方不少观众及读者的好评。
2005 年8 月号《文艺春秋》刊登的座谈会纪要获得当年度该刊颁发的读者奖。
    笔者认为，中国人学会与日本媒体打交道，是实实在在的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部分。只有向已故周恩来总理学习，尊重日本媒体从业人员，尊重他们的劳动，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有针对性地谈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德和人，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根据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特点，要想获得对方的理解与共鸣，谈问题时就要注重讲事实，讲细节，讲数据，讲情理，讲平衡，讲策略，讲友好，讲互利。这样，即使我方看法未必能得到对方的完全赞同，也总能使对方感到你重视其存在和提出的问题，并产生今后继续和你交往的愿望。这方面，中国的公共外交或曰公众外交还有很多事应该做、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