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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中日友谊桥梁的千秋功臣——隐元法师

作者:林琦  来源:新日本华侨报   更新:2006-8-25 7:18:27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隐元法师是明末清初一代高僧。他于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6月21日东渡弘法,创立了日本黄檗宗,不但拯救了消沉不振的日本佛教,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雕版印刷、书画、医学、音乐、烹饪及生活方式等传到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唐代的鉴真和尚。

 

皈依佛门 盛名远传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9岁入学,10岁辍学,从其兄耕樵为业,21岁时离家寻找出外谋生经年未归的父亲,两年后经浙江普陀山时受潮音洞主影响,遂产生了皈依佛门的念头。

泰昌元年(1620年),办完母亲的丧事后,隐元到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拜大休的弟子鉴源法师为师,受隐元法号。隐元先后拜明末禅林高僧密云圆悟、费隐道容等为师,崇祯四年(1631年)任黄檗山西堂,5年后继费隐之后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

隐元法师前后住持黄檗山17年,主持修建了万福寺,开堂说法,僧众逾千,禅风大振。隐元精研《楞严经》、《法华经》及《涅磐》等佛教经典,并在诗偈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很深造诣。他还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佛教界声望日高,名声甚至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其语录也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

 

日僧诚邀 决意东渡

邀请中国高僧赴日弘法,这是自唐朝以来日本佛教界的惯例。隐元雅声远播,自然成为东邻礼聘的首选。

17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为了增加收入,积极鼓励海外通商,除了同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国进行广泛的贸易,还与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有密切的商贸交往,西方的天主教得以随之在日本迅速传播。

其时,日本人民正苦于封建主的残酷压迫,于是纷纷放弃佛教,转而信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这造成了日本原有临济、曹洞禅宗的停滞和衰退,同时也威胁到德川幕府的统治。

当时,日本长崎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华侨寺院唐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久闻隐元盛名的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自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4月起,接二连三地修书恳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隐元因主持巨刹,分身乏术,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

翌年11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使他深受感动。而此前弟子也懒在代他受聘赴日途中不幸遭遇台风翻船遇难一事,也使他难于释怀,认为有必要“子债父还”。于是,他不顾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终于答应了日方的真诚邀请,将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交由弟子慧门接管,毅然决定东渡。

 

东瀛弘法 树立宗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10日,63岁高龄的隐元率领弟子从黄檗山出发,途径泉州时为开元寺僧侣款留5天。6月3日,隐元一行30人抵达厦门,寄寓醉仙岩天界寺。

6月21日,隐元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同年7月5日抵达日本长崎,受到以唐三寺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第二天,隐元入住兴福寺,开堂说法,名声大振。此后,日本各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

日本明历元年(1655年),隐元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演讲,引起了更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日本万治元年(1658年),隐元到京都弘法,受到很高的礼遇,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他还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

同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将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万坪(330公亩)土地赐给隐元用于建寺。

在日本皇室和佛教界的支持下,隐元法师在赐地按福清万福寺的规模创建了新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之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日本佛教界称福清市的祖庭为“古黄檗”,称京都的万福寺为“新黄檗”)。此前,日本佛教宗派都是由来中国留学的学问僧回国创立的,隐元是惟一在日本创立新宗派的中国僧人。僧俗信徒遍及全日本。

黄檗宗起初叫临济正宗黄檗派,在中国它虽属于临济宗,但却与日本的临济宗不同,为此于明治九年由临济宗独立成为“黄檗宗”。隐元禅师著述“弘戒法仪”,制定“黄檗清规”,丛林规则为之一变,使停滞不前的日本禅宗走向兴盛,隐元被奉为日本禅宗的中兴祖师。 宽文四年(1664年),隐元住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73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禅学著作,给日本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表彰隐元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宽文十三年(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 宽文十三年(1673年)4月3日,隐元禅师在日本圆寂,时年82岁。

隐元之后,日本万福寺法席至今已传了58代,住持有十几代由中国渡日僧人担任,其佛教仪式、清规戒律仍按隐元制定的成规进行,连念经的发音都带有福州方言味。隐元作为初祖的黄檗宗,成为日本禅宗的一大宗派,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达2500万人,约占全日本人口的1/5。目前,日本黄檗宗所属寺庙达500多座。

 

传播文化 功在千秋

隐元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经典、名人书画、书籍和植物种子等。而且,随着黄檗宗的日益兴盛,随他一起传入日本的以寺院建筑为中心的中国建筑技术、建筑形式,音乐特别是福建南音,以及民间医学、福清万福寺的素食烹调、僧人会餐方式等,也在日本流传开来。对于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建筑与雕塑,日本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其建筑式样和雕刻装饰完全仿照福清祖庭,是典型的明朝福建佛教寺院布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纵列于中轴线上;两侧回廊对称地建着钟楼、鼓楼、伽蓝殿、方丈室等;梁、柱、椽的色彩以艳红为主,间杂青、蓝、黄、白等色,整个寺院金碧辉煌,充满生气(后来的日本禅宗寺院大都模仿万福寺的建筑样式与装饰风格);殿堂内的四大天王、弥勒、韦驮、释迦牟尼等塑像都出自隐元弟子之手,日本的雕刻尤其是佛像的造型,从而具有了福建雕塑艺术的特色。

隐元及其弟子能书善画,他和高徒木庵、即非被尊称为“黄檗三笔”,对日本的书画艺术影响颇大。之前日本的书法多效法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人,流派单一。隐元将宋代福建蔡襄苍劲雄浑的书法风格介绍过去后,对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书法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流派被称为“黄檗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有44幅匾额、56幅对联,都是隐元及其高徒木庵、即非等人的手书,十分珍贵。隐元所书“宝殿落成日,坛花出现时”以及“宫殿飞来松隐中,却容卤莽掣颠风,松仙影里呵呵笑,难得西来一老翁”诗句,都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家重点文物。

隐元赴日时带去了《万历版大藏经》即《径山藏》,经过日本黄檗僧人铁眼道光长达11年的努力,终于雕刻成闻名于世的“黄檗版大藏经”。它的字体、型制基本上与《径山藏》相同,该版《大藏经》共695卷,促进了日本的雕版印刷和佛教的发展。

隐元从福清带去许多菜种,最有名的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隐元豆”。“隐元豆”也叫唐豆、四季豆、三度豆,由于日本的气候温和湿润,很适宜“隐元豆”的生长,特别是像关西那种湿热的地方一年可种三茬,产量又高。直到今天,“隐元豆”还是日本的主要蔬菜;日本人还把隐元禅师圆寂的4月3日命名为“隐元豆日”。另外,用隐元名字命名的食物还有“隐元豆腐”、“隐元菜”。其他传说也是由隐元传入的食物有“黄檗莲”(即莲藕)、西瓜、孟宗竹等。

饮茶习俗也传到了日本,由于随隐元到日本的弟子、工匠、画师中多为闽南人,因此,闽南沏茶方法和中式煎茶习俗也慢慢地从僧侣流传向社会,隐元因此被日本奉为茶道的中兴祖师。

 

中日黄檗 衣带水联

坐落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的黄檗山万福寺,既是中国禅宗著名的丛林,又是日本黄檗宗的祖庭,在中日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由在此修行的正干禅师开创了般若堂,数年后经改建初具禅寺规模,唐德宗赐名“建福禅寺”,俗称“黄檗寺”。其后自唐至元,寺院几经兴废,明时得以重修复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御赐帛金、紫衣、钵盂等物,赐额“万福禅寺”。明崇祯十年(1637年)隐元住持万福寺后,重修梵宇,扩建钟鼓楼、藏经阁、斋堂、库房、云厨等,寺内僧众过千人,道场兴隆,在佛教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末以来,万福寺因年久失修,加上水火之难,殿堂损毁殆尽,到解放时仅留下一座法堂。

1983年,万福寺被列为全国重点寺院,佛教界决心予以重修,还其昔日景观。1989年5月,万福寺修建委员会成立并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

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日本等国的海外人士的捐资,万福寺修建工程圆满竣工,总门、山門殿、天王殿、经幢、大雄宝殿、七宝塔、回向堂、法堂、禅堂等建筑焕然一新,于1997年12月8日举行了落成庆典法会及佛像开眼法要。1979年以来,日本黄檗宗信徒多次组团到福清祖寺拜塔谒祖。1993年7月,日本黄檗宗监寺内藤文雄恭送仿真身木雕隐元禅师像回山供奉。1995年6月20日,由日本信徒捐建的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纪念堂落成,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近年来,每逢隐元的诞生纪念日等忌日时,都有大批的日本信徒等组团到黄檗山万福寺和隐元纪念堂来举行祭奠仪式和朝拜。唐代的鉴真和尚虽然是东渡宏法的先驱,但距今业已年代久远。而隐元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从很多方面来说却一直保持至今,在现代日本的社会生活中还看得见、摸得着,令人感到十分贴近和实在。值此隐元东渡350周年之际,笔者怀着崇敬之情,缀就此文以为纪念。

(作者林琦1998年获日本神户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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