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三环路边的芳群公寓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像普通的京城老人一样，他们在串左邻访右舍中过着晚年静谧的生活。日前,当记者到访时，女主人摇着一把小蒲扇，用地道的京腔和北京人特有的爽朗笑声招呼着；而行动不便的男主人则以微笑表示了欢迎。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尽是典雅的中式布置，墙上挂着汉字日历和中国古典字画，一切与北京老人的家居没什么不同。他们是一对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日本夫妇，55年前，他们选择了在中国的国庆节结婚。

　　男主人叫高野广海，仍保留着日本名字，1938年，18岁的他在完成一篇猛烈抨击日军侵华行为的论文后，离开日本来到了炮火纷飞的中国。几年后，比高野小6岁的女主人百合子以教员之女的身份，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但不久她就成了战俘家属。从此，从进步青年到坦然面对历史的老人，两人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抨击侵略留学中国

　　今年85岁高龄的高野先生一身清瘦，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去年，老人家在一次外出休养中意外摔倒，从此行动不便，口齿也不再利索，他用笔、用夫人百合子代言的方式给记者回忆了那长达67年不同寻常的中国生活。

　　高野出生在日本九州一个没落药品商人的家庭，家里并不宽裕。在当时的日本，高野是少数敢于对抗天皇权威的人。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恰好高中毕业的高野就盘算着中国之行，他想用自己的眼睛来了解真实的中国。那一年他参加了留华考试。

　　“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行为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错误的；日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而应该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高野在留华论文中这样写道。显然，在当时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日本，抨击日军侵略行为是冒险的，也是需要勇气的。

　　幸运的是，当时也有一些正义的考官，他们对高野的大胆言论非但不予追究，反而认为他的论文有胆识，有气魄。高野因此被录取了。

　　广州求学广交朋友

　　1938年，高野来到了中国，在北京一所日本人办的经济专科学校学习。“当时思想‘带刺’的我很幸运地遇到一位好老师，这使我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没有遇到麻烦。”67年过去了，记忆力严重老损的高野再也想不起这位老师的姓名，但他说，老师给他的思想养分陪伴了他在中国的大半生。

　　这位老师也是日本人，但与一些整天粉饰军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是日本共产党人，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他的熏陶下，年轻的高野吸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本质。

　　而高野的恩师也对这位年轻人的聪明和胆识颇为欣赏。“他当时在班上的成绩总是第一名，老师也想让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快人快语的高野百合子忍受不住老伴的结结巴巴，在一旁说。正是为了大力培养高野，1942年高野专科毕业后，老师把他推荐到广东的岭南大学（日军占领广州后改为广东大学）学习英文。但当时日本控制下的广东大学英文学习受到了极大的干预，高野只好转而学习经济学。

　　在广州，已熟练掌握了汉语的高野广交朋友，不管是中国学生，还是日本学生，只要是思想进步的，他都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如今，老人与当时广东大学的所有同学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这让他相当遗憾，因此他想通过本报寻找那些久远了的朋友。讲到这里，老人异常激动，嘴巴艰涩说不出话来，他只好吃力地在纸上写道：“高野广海，1942-1944,广东大学经济学部”。

　　采访东纵救了20多游击队员

　　在广州，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野广海开始了此后影响了他大半生的新闻事业。

　　高野说，日军侵华时曾带了大批随军记者，他们每天给日本本土发去了很多不实的报道，这些报道一直在误导着日本人民对战争、对中国的判断。当时，在高野的朋友中有一位日本共同新闻社的记者，名叫三浦英夫，也是一位进步青年。在广东，三浦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尽可能地向日本本土发去日军侵略暴行以及中国军民奋勇抵抗的稿件。受三浦的影响，高野开始了自己的新闻事业。

　　日本本土媒体报道东纵事迹

　　“作为记者，我们对活动在珠三角的东江纵队特别感兴趣，我们想通过实地采访，向日本人民描述中国军民的抗战事迹。”高野这样对记者说。1944年，在中国有关人士的帮助下，高野和三浦深入到东莞一带的农村，实地考察东江纵队游击队员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此后，《读卖新闻》连篇发表了他们的调查实录，这也是东江纵队英勇抗战的报道首次出现在日本本土的媒体上。

　　让高野想象不到，也是弥足庆幸的是，那次实地采访竟然在一年后救了20多位游击队员的命。高野自己也是在20多年后才听说这一段历史，是他回到日本时三浦告诉他的。原来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东江纵队领导派了20多人去香港参与日军投降仪式，但不幸全被日军抓获。因为高野和三浦在日本发表过东江纵队报道，日军就让他们去指认被抓获的人中是不是有中共游击队员。但高野此时已离开广州。后来，前往指认的三浦急中生智地对日军说：“这些人我都见过，都是些卖鱼种菜要饭的！”20多位共产党人由此得以顺利逃生。

　　多次试图联系八路军

　　由于在共同社有过工作经历，高野得以了解到世界各通讯社的消息。早在1944年，当大多数日本人还被虚假宣传蒙蔽眼睛的时候，高野就知道“日本快完蛋了”。高野利用一切渠道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同学，这使他很快被宪兵队盯上了。他因此被定性为危险分子，宿舍遭到宪兵队的多次搜查。这回，多次化险为夷的高野又成功地脱离了险境。

　　“后来我决定去红色延安，在日本我就听说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是我红色的梦想。”高野回忆说。但当时交通线路全部被日军切断，高野要实现梦想几乎不可能。后来，他来到北京。“当时我知道香山封锁线外就有八路军的游击队，我一直试图穿过封锁线与他们取得联系，但几次都没成功。记得有一次一个日本士兵还对我说‘那边有游击队，很危险’，他哪知道我要找的就是游击队呀！”

　　为解放战争献血累计数百次

　　参加解放军当宣教干事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高野还只是中国革命的观望者，抗战结束后，他就真正投身到了中国革命中。抗战结束后，他和其他日侨一起撤退时，因为不想离开中国，所以装病留下。后来辗转到了长春，并参加了“解放军东北区民族事务部”，当上了宣教干事。

　　在此期间，他曾动员近万名日本降军中的医务、技术人员留下来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战争时期，血极为珍贵，但因为害怕，很少有人主动献血。为起到表率作用，他每两三天献血一次，每次高达400毫升，累计数百次。频繁献血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至今老人仍一身清瘦。

　　而正是在此期间，高野遇到了后来的夫人百合子。

　　“我们都是进步青年”

　　日本侵华期间，百合子的父亲在东北工作，是日本学校的教员。“日本投降前夕，我们在国内生活得非常艰苦，连吃的都没有，只好到东北找爸爸。”百合子回忆说。但是，不久苏军就在东北击溃了日本侵略军，百合子的爸爸成了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百合子则留在东北工作，并在1946年认识了高野，两人很快相爱了。“我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他，但我们直到1950年国庆节才结婚，因为我们都是进步青年，他是，我也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思想上的进步，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没打算结婚。”说起这些，79岁的百合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我把自己看成中国人

　　结婚后，高野夫妇面临着感情的选择：究竟是继续留在中国还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我把自己看成中国人，我们对中国有感情，加上当时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机构需要我们，我们就留下了。”百合子抢着说。此后，他们一直在北京的“自由日本广播电台”工作，他们经常凭借着自己不高的工资自费到中国各地采访，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的文化和发展。两人这一干几乎就是半个世纪。上世纪80年代，高野夫妇被中国外国专家管理局授予“外国专家”称号。

　　1988年，退休后的高野夫妇又自筹资金在中国创办了两所东方日语学校，十几年来为中国培养了2000多名赴日进修的科技、医护人员。“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景气，我们正想办法联系日本的其他朋友提供经费，争取让学校继续办下去。”

　　女儿生于“反帝医院”

　　而说起家庭生活，百合子一脸幸福，他们目前已经新购买了一套25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还能领到一笔不菲的退休工资。唯一让百合子遗憾的是，她女儿是个智障者，还需要耄耋父母照顾，这是两位老人唯一的担忧。“她1958年出生，户口簿上写的是‘反帝医院’（协和医院），真有意义。”讲到这里，爽朗的百合子又笑了。

　　百合子说，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但他们如今仍是日本籍，子女出生后也是带到日本上户口的。1969年，是高野夫妇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年，那一年他们曾经回到日本，但长期远离故土，工作非常难找，生活变得无着落了。“周总理知道情况后，托人把我们又请回来了。”说起周总理，高野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对于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的话题，百合子这样说道：“每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过日子的，日本的年轻人实际上并不关心政治，要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

　　最后，百合子告诉记者，她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她想在北京终老，但老伴高野在那次意外事故后，日常行为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原来一直喜欢吃中餐的他，重新喜欢上了寿司等日本食品。或许也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情结吧。（文/图本报记者柯学东、赵琳琳）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