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法师是明末清初一代高僧。他于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6月21日东渡弘法，创立了日本黄檗宗，不但拯救了消沉不振的日本佛教，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雕版印刷、书画、医学、音乐、烹饪及生活方式等传到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唐代的鉴真和尚。

皈依佛门 盛名远传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9岁入学，10岁辍学，从其兄耕樵为业，21岁时离家寻找出外谋生经年未归的父亲，两年后经浙江普陀山时受潮音洞主影响，遂产生了皈依佛门的念头。

泰昌元年（1620年），办完母亲的丧事后，隐元到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拜大休的弟子鉴源法师为师，受隐元法号。隐元先后拜明末禅林高僧密云圆悟、费隐道容等为师，崇祯四年（1631年）任黄檗山西堂，5年后继费隐之后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

隐元法师前后住持黄檗山17年，主持修建了万福寺，开堂说法，僧众逾千，禅风大振。隐元精研《楞严经》、《法华经》及《涅磐》等佛教经典，并在诗偈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很深造诣。他还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佛教界声望日高，名声甚至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其语录也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

日僧诚邀 决意东渡

邀请中国高僧赴日弘法，这是自唐朝以来日本佛教界的惯例。隐元雅声远播，自然成为东邻礼聘的首选。

17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为了增加收入，积极鼓励海外通商，除了同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国进行广泛的贸易，还与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有密切的商贸交往，西方的天主教得以随之在日本迅速传播。

其时，日本人民正苦于封建主的残酷压迫，于是纷纷放弃佛教，转而信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这造成了日本原有临济、曹洞禅宗的停滞和衰退，同时也威胁到德川幕府的统治。

当时，日本长崎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华侨寺院唐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久闻隐元盛名的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自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4月起，接二连三地修书恳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隐元因主持巨刹，分身乏术，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

翌年11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使他深受感动。而此前弟子也懒在代他受聘赴日途中不幸遭遇台风翻船遇难一事，也使他难于释怀，认为有必要“子债父还”。于是，他不顾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终于答应了日方的真诚邀请，将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交由弟子慧门接管，毅然决定东渡。

东瀛弘法 树立宗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10日，63岁高龄的隐元率领弟子从黄檗山出发，途径泉州时为开元寺僧侣款留5天。6月3日，隐元一行30人抵达厦门，寄寓醉仙岩天界寺。

6月21日，隐元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同年7月5日抵达日本长崎，受到以唐三寺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第二天，隐元入住兴福寺，开堂说法，名声大振。此后，日本各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

日本明历元年（1655年），隐元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演讲，引起了更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日本万治元年（1658年），隐元到京都弘法，受到很高的礼遇，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他还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

同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将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万坪（330公亩）土地赐给隐元用于建寺。

在日本皇室和佛教界的支持下，隐元法师在赐地按福清万福寺的规模创建了新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之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日本佛教界称福清市的祖庭为“古黄檗”，称京都的万福寺为“新黄檗”）。此前，日本佛教宗派都是由来中国留学的学问僧回国创立的，隐元是惟一在日本创立新宗派的中国僧人。僧俗信徒遍及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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