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理崇圣论坛是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论坛之一。2017年9月22日至24日，第七届崇圣论坛在云南大理召开。30余国佛教领袖莅临大会，大理崇圣论坛已经成为亚洲佛教交流、沟通与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日本平田寺前任住持、常叶大学名誉教授竹中智泰出席论坛并提交了《丝绸之路带来的影响——〈般若心经〉的宗教文化意义》的主题论文，竹中智泰是临济宗妙心寺派僧人，他用一个日本僧侣的视角，系统分析了通过丝路传播的佛教对日本产生的巨大影响。凤凰佛教编辑摘录了竹中智泰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丝绸之路的终结点:日本正仓院

600年前，4名日本僧侣来到大理学习修行，最后在大理圆寂，大理还留存有他们的供养塔（四僧塔）。今天，作为一名日本僧侣，我能受邀来到大理参加此次论坛，深感法缘难得，在此想对大理的各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日本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奈良的正仓院保存了很多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日本的文物。宫内厅的网页上就正仓院宝物的特征，作了如下的说明。

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世界性。正仓院的宝物以富有国际特色的中国盛唐文化为母胎，无论是大陆舶来品，还是日本国产的文物，其材料、技法、器形、意匠、花纹等等，均包含了8世纪的主要文化圈中以中国为首，从印度、伊朗，到希腊、罗马，以及埃及等各个地域的诸种要素。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浓厚的西方色彩。西方要素被融入盛唐文物后，逐渐传入日本，最终停留在了正仓院。“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结点”这一说法，充分说明了正仓院文物具有世界性的特征。正仓院文物不但代表了奈良时代文化的精粹，也是代表了8世纪的世界文化的宝贵的古代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对日本的文化和产业都产生了很大作用。其中，佛教思想的传入给之后的日本文化带来了莫大的影响。对地处东洋最东端的日本来说，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经中国再传到日本的佛教，绝不止是单纯的宗教，而是当时最前沿的世界文化。与佛教相伴传入的佛典、佛像等佛教文物，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影响超越了宗教界，遍及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多种领域。在此，拟以其中代表性的“般若心经”为例，考察丝绸之路带给日本的和平思想以及带给人们的福报。

最早的《般若心经》梵文本保存在法隆寺：公元609年从中国传入日本

同样受丝绸之路影响留存有众多文物的奈良法隆寺，其重要性可与正仓院比肩。法隆寺创建于飞鸟时代的推古15年（西历607年），与圣德太子（574—622）有很深的因缘。法隆寺伽蓝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而广为人知，1993年被认定为日本最初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回廊的立柱，在建筑技法上据称是受到了丝绸之路的影响。从中门开始环绕的回廊中的柱子，都是凸肚式立柱，使用了与希腊的巴特农神殿相同的技法，可以认为是受到了希腊建筑的影响。法隆寺留存的文物中，佛像、佛画、经典、以及与仪典相关的乐器和假面等道具类及布类等等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很多。其中既有从西域和中国（唐）传入的部分，也有很多受其影响在日本制作的部分。

《般若心经》的梵文抄本（梵文本），就可认为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由中国传入的文物之一。该梵文本因长期保存于法隆寺，也被称为“法隆寺本”，据传是由遣隋使小野妹子于公元609年带回，但具体出处已不可考。该抄本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一起，用悉昙文字书写在两张贝叶上，后由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和南条文雄换成德瓦纳加里文字(deevanaagariimoji)，再由牛津（Oxford）于1984年作为雅利安系列丛书第一卷第三部出版。

卷末附录中，澳大利亚的印度学者Georg Buhler就此抄本的价值做了如下说明。

（1）于609年从中国传入日本。

（2）此抄本的中国拥有者为577年去世的名为Yashi的僧人。

（3）更早的拥有者为菩提达摩。

（4）姑且不考虑以上几点，仅从确定该梵文抄本为印度人所书写且其年代不晚于6世纪前半叶来看，就证明了它的价值。

法隆寺于明治时代将此梵文本献给了宫内厅，现在保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根据之后的研究，东京博物馆确认该抄本的书写年代为“后笈多（Gupta）时代，7-8世纪”。一般认为《般若心经》在印度成文于公元300-500年间，印度原典中已无留存，鸠摩罗什和玄装三藏法师翻译时使用的梵文本亦无存世，这样，日本的法隆寺保存的抄本就极为稀有。

日本的般若心经信仰：断恶得福，以此经为最

根据《九宫经》（古代占卜用书），来年当为三合（厄年之一）。《九宫经》称，三合之年会发生洪水、干旱、疫病等灾难。据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诸佛之母。天子念诵之，则兵乱及灾害不入国内，庶民念诵之，则病气及疫病之神不入家门。断恶得福，以此经为最。

因此，将此经功德遍告天下，号召无论男女老幼，行住坐卧时只要口中有暇即念诵《摩诃般若菠萝蜜多经》。公役人员和武士，每天执役时在往来途中也要时常念诵，不使时间空度。只是祈祷风调雨顺，无洪水干旱之灾厄，寒暖顺遂，能避病疫灾害云云。

根据淳仁天皇的旨意，为祈愿国家安泰民众幸福而发布了以上敕令。从那时起，到8世纪中叶，在日本大家都已笃信《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具有不可思议之愿力，可以防病除厄。不难想象，该记事记载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应该不是有600卷的《大般若经》，而是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诵持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心经》）。进一步说，甚至可能仅仅指最末尾的咒语（真言mantra）亦即“羯谛咒”。因为要使一般的国民都能每日诵读，绝对应该是简短易记的句子。

“心无挂碍”是《般若心经》的核心

福井文雅以“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部分为界限，将心经的内容大致分为二部分，指出之前的部分阐释空的教理，其后部分在说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和咒，即实践的效果。而且认为此经的核心在于般若波罗蜜多之咒（密咒）。我也支持这种分为二部分的说法。但是，《般若心经》的灵验功德，岂是仅凭口诵般若波罗蜜多真言（密咒）就会得到吗？也许内心最终会趋于平静，而我却想关注经中结束阐释空思想时的那句“心无挂碍”。

“挂碍”的梵文意思为“罩盖”、“覆盖”之意，发音“āvarana”。因此，所谓“心无挂碍”，就是没有遮挡隐藏我们内心之物，即在智慧圆满之后才有可能（依般若波罗蜜多）。了解空义，不单纯地将其理解为思想，在通过实践后的智慧圆满时，才能象菩萨和诸佛那样消除我们内心的所有覆盖物。所谓没有挂碍之心，是指我们自性中所具有的洁净无染心，亦如比喻婴儿之心的清净无垢心，佛教则将其称为“本来清净心”、“自性清净心”、“佛心”等。所谓“挂碍”，意为将心遮挡隐藏，比如诸多贪心、烦恼以及因其引起的迷茫、先入为主观念、错误的知见等，引用经中的句子就是“颠倒梦想”。“挂碍”的原文为viparyāsa，意为“颠倒的看法”，完全“将有视为无，将无视为有”、“将黑看作白，把白看作黑”，是梦中之想。如能远离颠倒梦想、象物映明镜那样“如实”照见，不仅对任何事物没有恐怖之心，更能成就觉悟（涅槃）。这就是所谓的“心无挂碍”。我认为这个“心无挂碍”，才是《般若心经》的核心。

“空”与日本文化

“心无挂碍”思想作为形象具体的、具有实践性的“空”之活用，对日本文化带来巨大影响。其中，重视实践的禅发挥了主要引领者的作用。换言之，可以说代表日本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都是在与禅具有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才成立的。站在禅的角度来看无挂碍心，就是“无心”甚至“无心之心”的境界，从而培育了日本人的精神境界。它构成了以能乐为首的、提升到“道”的高度来表现的“茶道”、“花道”、“柔道”、“剑道”“弓道”、“相扑道”等各种形式的传统艺术和武艺的核心，“空”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说，无论是“能”之大成者——世阿弥（1363-1443）所说的“离见之见”，还是茶道的完成者——千利休（1522-1591）的“侘（wabi，意为质朴）”、“寂”（sabi，意为静寂）之心，都与禅的境界、“无心之心”的境界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又，《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名句，它被誉为因此机缘而决定出家之句，可以说它是阐释活泼泼的“空”之〈用〉之句。江户时代的禅僧泽庵和尚（1573-1646）在给德川幕府的剑术总教头——柳生宗矩（1571-1646）的相当于“剑之秘诀书”的《不动智神妙录》中，使用了面对胜负的心理准备所必须的“心之置所”、“无心”以及名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关具体的情况介绍，虽然让予其它机会，但是“空”的思想就是如此通过禅，扎根于日本人的心中，并一直持续到现代。

《般若心经》：唐代起就在日本发挥镇护国家、消除灾厄的作用

如前所述，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奈良不仅仅是印度、中国、西域，也是汇集从波斯到希腊各种文物的宝库。其中，传到法隆寺的《般若心经》的梵本写本，对我们佛教徒来讲就是一块珠宝。与此并列，在日本流传最广、深受人们诵读和喜爱的《般若心经》是玄奘翻译的《摩诃波若波罗蜜多心经》。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无可替代的宝物。

根据赤木隆幸的研究，关于玄奘译《般若心经》，其功德早在唐代即被寄予很高的期待，并作成“功德文”。其中记载其完成年代为景云二年（711）4月8日，距离玄奘法师译出的年份（649）仅仅滞后半个世纪有余。也就是说，那时玄奘译的《般若心经》已经定位为可期待功德的佛经之一。

加上《般若心经》本身所具有的“能除一切苦”以及插入玄奘译本中的“度一切苦厄”功德，如果说从唐代就开始信仰这部经的功德的话，则这部经能够在日本流布，并作为镇护国家、消除灾厄的佛经而广为民众信奉，也就理所当然。《续日本纪》中所见到的淳仁天皇的诏敕也是如此。

《般若心经》作为具有拔苦与乐效果的“经”，自古以来在日本不问僧俗，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这种亲近感即使到了现代也丝毫没有改变。让我们与《般若心经》结缘，并与之亲密接触的远因不是别的，正是丝绸之路。最后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恩惠以及以玄奘法师为首的诸位祖师大德的辛劳与法爱，再次表示崇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