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地域研究 中华文明圈里的中日关系——一个日本史学界的视角）

前文说到应以文明学领纲地域研究。那么，什么是文明？笔者认为，文明(Civilization)是在社会因果关系可以自我完结的大空间和长时间中，孕育而成的人的精神面和物质面的行为模式的复合体。

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不构成文明的单位。按照阿诺德 汤因比（A.Toynbee）的说法，“文明的单位应该是不牵连世界的其他部分也大体可以理解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英国算不上文明，文明存在于更广阔的范围，“因果关系显而易见是自我完结的”，比如希腊文明、罗马文明。

回头看东亚。东亚有中华文明，这点大家都没有疑问（“中华文明”是日本学界使用的概念，越南学界使用“东方文明”一词，还有“儒学文明”的说法）。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日本单独列为一个文明，笔者以为不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华文明圈中的“日本文化”，或说“亚文明”。

顺便再说一下“国民国家”。在中国翻成“民族国家”，仅一字之差，但准确度差了不少。“国民”的含义是，人不分民族、人种是特定国家的属民，被要求认同并忠诚特定的国家。比如日本，在法律上、实质上及名词上，都不存在琉球族、朝鲜族、汉族，人人都只是日本人；各类人等没有民族称谓，只被称为冲绳出身、原朝鲜人、华人。

回到地域研究的问题上。文明不分优劣，在大空间里超时代传承，它体现在人的行为模式上，亦即人们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文明学领纲的地域研究着眼于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 。既然是人们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那就有可预测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非利益动机的性质 。这跟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现实主义把国民国家/人视作追逐利益的理性行为者。

我们具体来看看东亚和中华文明圈。已故东洋学大师沟口雄三（东京大学教授）认为，“中华文明圈的中心和周边存在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学往复关系”，这个“曾被认为是旧时代遗物的中华文明圈的关系构造，实际上不仅在持续着，从21世纪开始，又被环 中国圈 这一经济关系构造所再造，使周边各国再一次周边化”。

在日本， “沟口论断”并不罕见。日本史号称两千年，承认近代以前隶属中华文明圈——关于这一定位，日本史学界是有共识的。史学在日本分为三大门类：世界史、东洋史，和日本史。所谓东洋史，就是研究近代以前以中国史为中心，涵括今日之东亚地理范围，当然也涵括日本的中华文明圈史。日本有政府资助的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有东洋文化研究所，却没建什么日本史、世界史的国立研究机构。

东洋史学在日本是一大学科，大学统考一定会有文言文试题。偌大东洋，如今只有日本没有丢掉汉字（韩国丢掉大半，越南则是完全丢弃了汉字。但话说回来，在越南，社会科学院改称了“翰林院”，只有中国研究所是国别研究所，其他都是地域研究所，而中国研究所又最大）。日本人不忘根本。特别是史学家们，饱读经卷，少有沦为反华小丑的。

近代以前，东洋国际体系是由册封关系、朝贡关系、华夷关系构成亲疏的重层式构造（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日本两千年，这三个角儿都演过。卑弥呼女王的倭国，曾冒死渡滔滔东海拜汉、魏，求来“汉委奴国王印”和“亲魏倭王印”两颗纯金印。前者实物出土，被封日本国宝。明朝时，亲王、将军们也有的求到了“日本国王”的册封，以致天皇脸上无光。史上知名的遣隋使、遣唐使是来朝贡和留学的。明朝海禁后，带来了以走私为主业，实际上是以华商为中心的“倭寇之乱”。此后，中日间就剩下渐行渐远的华夷关系了。

文明学的视角，同样影响着日本知识精英对今日中国的判断。对于中国经济，加藤弘之和丸川知雄是并列第一的两位研究者，他们对中国经济之崛起有着不用于西方主流的解释。

加藤弘之（神户大学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存的“暧昧”局面，看似矛盾，其实相克相生，促进了良性竞争，进而使得中国经济两面受益。

东京大学的丸川知雄教授则认为，中国经济的活力在于大众，在于人人想当老板的那种干劲。在其代表作中，丸川指出，中国经济与其说是“国家资本主义”，不如说是“大众资本主义”——中国大众不间断地创业创新，没钱大家凑，破产了重头再来，如此这般演绎出其他国家企业所无法想象的活力和创造力。丸川将出版新书《中国循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而正如“沟口论断”所言，中国经济的雄起，再造了中华文明圈“中心-周边”的结构关系。出于这一判断，不少日本知识精英反对“制衡”中国。比如曾任防卫大学校长的五百旗头真，就曾公开说：中国的超级大国化将带来世界的巨变，而日本处于巨变的最前沿。在考虑如何应对时，日本应该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教训之一是追求势力均衡并不能维系和平；教训之二是对峙中偶然的冲突可能引爆大战。五百旗头真认为，为今之计，只能寄望于超级大国的自制，而中小国家应寻求与大国的合作而非对立。

曾任外务省审议官的田中均也有过类似说法。他说，“日本不要总盯着中国，中国说黑日本就一定说白，对日本有利才是日本外交的出发点”（ 二松学舎大学演讲，2010年），“时时处处显示对中国的敌视敌对，世界会怎么看？这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在日本的中国研究所讲演， 2015年）。

总而言之，日本不乏识理之士，学问做得认真又深入，不必吾国言必对抗的有些人去说教。

参考书目：

加藤弘之，《暧昧的制度 中国型资本主义》（东京）NTT出版，2013年。

丸川知雄，《中国梦：大众资本主义改变世界》（东京）筑摩书房，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