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校方在学生之间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在这种政策的保护下，几乎没有受到歧视。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5年10月26日第14版，作者：中岛幼八，原题：《同学叫我“小日本儿”挨批评》

学校集中了全镇的孩子，开拓团遣返后的日本遗孤也都在学校里亮相了。每个遗孤怎么与亲人离别又抱给中国家庭的，在学校里故事般地传开。

完全不记得“日本妈”

一个叫刘淑琴的遗孤比我高两年级，学习成绩很出色。老刘家把她卖了当童养媳，当地政府拒不批准，收留了她，并供她上学。在同一个年级有一个叫赵全有的男孩子，是她亲弟弟，脑瓜格外聪明，在高年级的乐队里敲大鼓。

比他们低一年级有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子，名叫孙淑琴——她就是达男临走时四处奔走寻找的小妹妹昭子。她的养母特别疼爱她，原来没有孩子，抱了她以后，生了个男孩，但对她仍然爱之如命。养母为供她上学，宁肯给人家当保姆挣钱。她的同班里有个叫邱继友的男孩，个子较高，也是日本人。

当地有名的张兽医有一个抱养的日本孩子，叫张国华。他家把这个日本孩子视为掌上明珠，唯恐他被要回去，一狠心，全家搬得远远儿的，张国华就不在我们学校上学了。日本遗孤里有几个没上学的。我们新富村的一个叫裴凤启的孩子，稍微比我们大一些，家里没钱供他上学。他自学文化，还在村里当了青年干部。

刚过春节，养母带我上她娘家王家屯去串门。舅舅家一个表哥，叫孙守东，也是日本人。舅舅邻居家有几个人知道我是日本人，问我：“你日本妈有信儿吗？”“以前在什么地方住？”我完全不记得这些，根本答不上来。日本人遣返后，已过了5年左右了。原来第六区的各个村子，剩下的几个日本妇女或孤儿，后来逐渐也开始认识。但在这个时候，虽然跟我都算同胞，对我来说没有那种感情，也就不太关心。

陈家养父病亡，养母改嫁

春节过后，我们家遭遇了一次最惨痛的转折：陈家养父被疯狗咬了，得了疯病，不久去世了。为给养父治病和办丧事，家里的钱花光了，连日子都没法儿过。我请假，没上学。桂芳姐姐回婆家去，我也跟去。

我在姐姐家住了好多日子。养母托人捎来口信说，要到清明了，让我回去，一起给养父上坟祭扫。而且，应该复学了。我回到沙兰，进门一看，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养母也不见踪影。房后头住着村长一家，我过去敲门问。刘村长告诉我：“你妈呀，改嫁了。在村西头住，叫李希文的。”养母改嫁到老李家，这位新的养父是村里的治安委员。死别以后马上再婚，在当时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何况养父去世后，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实在是迫不得已。尽管如此，事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听了后十分吃惊。我只好离开了久住的房子，往街里走去。在大街上，正好与养母碰了个满怀，我高兴极了。

进了李家的门，给我改了名字，叫李成林。我复学了。

接到关于日侨的重要通知

1951年刚过年的时候，学生们在操场上做早操，我们这些日本人学生被叫到教员办公室集合。六区政府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了说明，说是某日在世环镇（以前或现在称东京城）有个对日侨做重要通知的会，希望每个人都出席。

大雪纷飞的一天，我和养母一块乘坐公共汽车上世环镇。这次召集日本孤儿开会，是为了注册在华日侨而在全国做的普查，由此开辟了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的途径。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这项工作就在中国由日本的民间团体日本赤十字社、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为窗口，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由中国红十字会推进日侨的遣返程序。通过双方协议，从1953年起由日方派船依次把我们接回日本。据日本舞鹤市遣返纪念馆的记录，从1953年3月23日的第一批返日人员抵达舞鹤港以来，到我乘坐的“白山丸”为止，总共有21批在舞鹤港登陆。

大概是为了做遣送日侨的前期准备，会上说想要回日本的可以报名，政府负责安排回国手续。结果，我周围没有一个人报名。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些孤儿在中国养父母的抚育下基本上成长起来，但还没有经济自立能力。何况听不到日本的信息，不知道亲人的近况，无法取得联系。像我，小脑袋里虽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但还不明白周围的同学长得都差不多，怎么偏偏自己不一样？留在当地的孤儿对自己的同胞不知为什么都很疏远，故意躲避日本人之间的公开来往。

政策保护日本侨民不受歧视

课本里有关抗战时期的英雄人物很多。8年抗战时期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顽强斗争，反衬了日本侵略者的卑鄙、野蛮。这些宣传不是为了煽动恨日本人的情绪，而是为了歌颂英雄。同时，中国政府一贯强调像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也是法西斯的牺牲品，和军队要分别对待。尽管这样，作为日本人，我们心理上还是会精神过敏的。

我们班有个叫李明树的，和我年龄差不多，坐在我后边，好打架。一次，他叫我“小日本儿”，我跟同桌的刘玉波说了。他让我告诉老师，并说：“不然，他会雪上加霜欺负人。”我马上告诉了班主任。放学后，李明树被叫到教员办公室，老师给他做了工作。第二天，他向我赔礼道歉。在我的记忆里，在中国期间，只这一次受人欺负。

以后，我把这件事跟外号叫猴子的遗孤程汝祥说了。他笑着说：“我都听惯了。谁那么叫，我就给他一拳头。”他在五年级的时候，从王家小学转到沙兰小学来。在大街上遇到我们班叫褚孝福的男生，喊他一声“小日本儿”，他冷不防给人家一拳。第六区政府的温文教助理正好路过，当场把褚孝福说了一顿。在中国，一般打架先动手的肯定没理，但这次挨打的褚孝福却摊了不是。事情还没完。第二天，好像区政府给沙兰小学下了通知，指出有的学生对日本侨民骂了侮辱性的语言，须严加教育，予以改正。校方在学生之间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在这种政策的保护下，几乎没有受到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