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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中央大街附近一个酒店内，郜凤琴坐在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中间。这些日本人多数是历史研究者。这是今年6月的一次聚会。郜凤琴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了那首著名的日本民谣《北国之春》。

郜凤琴从小知道自己的日本身份，但71岁的她身上已少有日本元素。她一口东北话，毕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黑土地上。1944年2月，郜凤琴出生时，她的身份还是一个日本士兵的女儿，一个开拓团团长的外孙女。一年后，日本战败。在动荡的社会中，郜凤琴有了另一个身份：日本遗孤。

她是那场战争制造的众多不幸者之一。据统计，战后遗弃在中国的日本遗孤，总数在4000人以上，分布在29个省，绝大多数在东北地区。如今，这些日本遗孤大多返回日本。郜凤琴是极少数仍留居中国者。

开拓团

2014年6月，70岁的郜凤琴第一次到日本。

那是跟着旅行团的一次匆匆走访。她来到外祖父的故地日本长野县。

在当地政府部门，郜凤琴找到外祖父小林替吉的家谱。

1940年5月20日，长野县诹访郡富士见村的小林替吉带领全家到达东北，成为王家屯开拓团团长。和小林替吉一同去中国的，有他家庭的12个成员，包括郜凤琴的母亲小林招子，郜凤琴的姨姨小林静香等。

小林替吉的开拓团，是当年日本庞大殖民计划的一部分。

早在侵华战争前，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已经有早期移民和武装移民。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了庞大的殖民计划《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东北移民在当年成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

在这样的殖民计划下，开拓团诞生，采用“分村分乡”移民原则，从一个村中选取若干村民，组成移民团到东北后建立移民村，以这种家庭宗族关系来增加开拓团的凝聚力。小林替吉的家庭就这样到了东北。

从1932年10月开始，截至1945年5月，日本向东北输出1000多个开拓团，共有开拓团民27万人，占据了东北可耕地的60%。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日本开拓团在东北占领土地2552万公顷，几乎相当于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4.5倍。

这些耕地一部分为伪满洲国无偿提供，另外的部分是强制廉价收买中国农民土地获得。

众多中国农民被逐出家园，驱赶到荒凉地区去开垦，被迫让出肥沃土地。当地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比如伪黑河省的伪官员就曾威胁法别拉屯的百姓，如果过期不搬，就用炮弹将房子炸毁，如果再进屯，就用枪打死。

这些被驱赶到荒野开拓的中国农民被称为县内“开拓民”。在黑龙江省方正县，60多户农民被驱赶到山坡上居住、开荒，吃糠和野菜，甚至打老鼠充饥。恶劣环境下，1940年的一场瘟疫使两个部落250多人死了一半。

一些失地农民只好去给开拓团当雇工糊口。

逃亡

1945年，日本战败后，开拓团的命运剧变。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两件事在开拓团中间制造了极大恐慌。日本遗孤松田千卫后来回忆，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一时间，恐惧和慌乱笼罩了整个部落。”分布在东北各地的众多日本开拓团民，开始了逃亡生活。

日本关东军溃退四散。他们渡河后炸毁大量桥梁，阻止了开拓团的撤退，成为惨剧的因素之一。

惨案时有发生。1945年8月12日，哈达河开拓团团民在麻山地区遭遇苏军。在慌乱中，男团员们开枪自决，并朝其他妇女儿童开枪，导致500多人死亡。

当天深夜，悲剧继续上演。一队开拓团民在内蒙古葛根庙附近公路遭遇苏军。随团军官用手榴弹和刺刀来杀死团员，造成1000多人死亡。日本遗孤乌云当时在血泊中，靠喝血水才活了下来。

黑龙江佳木斯地区的上万开拓团民朝方正县总部集中，饥寒交迫中造成5000多人死亡。

当时哈尔滨日本难民联络会的村井光雄回忆，1945年10月中旬，在哈尔滨一家难民收容所，每天大约死亡30人。

在逃亡中，许多日本幼儿被杀死，另外的部分幼儿成为后来的日本遗孤。

日本遗孤松田千卫回忆逃亡生活，“几天来，在我们所走过的山坡上、树林里，经常可以看到被抛弃的死孩子和倒在地上，以及停止了呼吸的大人。”

另一位日本遗孤羽贺君枝回忆，在一条河边，一些母亲强行把孩子溺死在河中，一次有20多个孩子被溺死。

据日本统计，开拓团民27万人，在战后死了近8万人。还有众多开拓团民与日本士兵一起，成为苏军俘虏。《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记载，60万日本人被苏军关押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和战俘集中营。他们中十分之一的人没有活过1945年至1946年的冬天。

日本遗孤中岛幼八回忆，当时他生母所在的开拓团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500多人逃到30公里外的山坳中躲避，大部分人后来被关押到苏军的集中营，住在牲口圈或鸡圈中，直到交涉后才被允许回原驻地过冬。

但许多人没有躲过1945年的那个寒冬。当时东北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达到零下五十摄氏度。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炮台山上，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日本移民公墓，掩埋着5000多具日本人遗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45年那个寒冬冻死。

在大规模死亡面前，郜凤琴的外祖父小林替吉一家成为幸存者。

1946年10月17日，小林替吉带领家人回国，但不包括郜凤琴的母亲小林招子。

幸存

小林招子留在了中国。

郜凤琴找到的外祖父小林替吉的家谱中，没有小林招子的名字。

在战争时期，小林招子是哈尔滨幼合医院的一名护士，负责接生。她嫁给了哈尔滨军官学校的一名日本军官。郜凤琴告诉南都记者，她母亲始终不愿意告诉她父亲的名字和身世。根据小林招子后来的中国丈夫王福至记述，她父亲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战死。

2003年，85岁的王福至回忆，日本投降后，他通过哈尔滨南岗区开小饭店的靳之田介绍，认识了小林招子。王福至当时在哈尔滨南岗区食品公司工作。

王福至这样描述当时的小林招子，“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一个战败国丧夫的女人，又生活在异国他乡，生活简直苦不堪言。连吃饭的保障也没有。”

王福至时常照顾小林招子，时间长了产生感情，两人最终结婚。

此前，小林招子已经把郜凤琴送人抚养。1949年6月，郜凤琴又被送回。

当时王福至已是九口之家，小林招子也患病，困难重重。

无奈之下，小林招子托人打听，想把郜凤琴交给别的家庭抚养。她打听到哈尔滨道外区南十六道街的郜广忠有意收留。郜广忠开一家广兴车修理行，当时他家没有女孩。

郜广忠的儿子郜凤立回忆，1949年6月，他父亲的一个朋友陪着小林招子，领着郜凤琴到了家里。

郜凤琴至今保存着那张她被送养的字据，时间是“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一日”。字据写着，“立据人小林招子，生女领第(郜凤琴的第一个名字)，现年五岁，因生母生活困难，无力抚养，不能爱护，为了小女的将来，托人给予郜广忠名下教养成人，今后与亲生母脱离关系，恐后无凭，立据为证。”

那天中午，小林招子在郜广忠家吃了面条，之后就离开了。郜广忠给了小林招子一些钱。郜广忠的儿子郜凤立回忆，“父母当时嘱咐不让往外说，怕外人知道收养日本孩子犯法。”

中国生活

小林招子一直在中国生活到1953年。

“那个男人(指中国丈夫)不敢要我妈，我妈就走了。”郜凤琴说。此前，小林招子与已在日本的父亲、妹妹经常通信。

1953年，小林招子返回日本时，多次打听，想找到郜凤琴带她回去，但没有找到。郜凤琴此时被养父母带回老家。由于时间紧迫，小林招子独自回国。

郜凤琴从此一直生活在中国。她养父母做买卖，因此她童年生活过得不算差。郜凤琴小学四年级没有上完，14岁参加工作。

小时候，郜凤琴的小伙伴找她，不叫名字，都叫她“小日本”。她当时觉得挺好玩。

一次，他们邻居指着她说“八格牙路”，郜凤琴的养母就去交涉，说以后不要再这样说了。

1962年，郜凤琴结婚，丈夫是转业军人。婚后，她在农场干活，一直在农村待了14年。

第一次婚姻谈不上幸福。郜凤琴回忆，当时一听到打仗的消息，丈夫就会骂“日本鬼子”。“有时候两人吵架，丈夫会大骂我，‘小日本鬼子，早晚打死你！’我听了有点恐怖，很反感。”郜凤琴说。

“文革”时，有人去郜凤琴的养父母那里调查她的身世。她养母说，“打仗时，她当时才两岁多，知道什么呀？她根本和日本没来往，怎么是反革命分子？”“那时我不敢对周围的人说我是日本人。”郜凤琴回忆。

1979年，郜凤琴第二次结婚。郜凤琴叮嘱第二任丈夫，不要说日本的事情了。不过，郜凤琴回忆，丈夫在电视上看到日本政客否定侵华罪行时，也会在她面前骂“日本鬼子”。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陆续展开。

在多年音讯全无后，1982年，小林招子随一个旅行团来到中国。

郜凤琴后来了解到，1982年，他的外祖父小林替吉80岁了。小林替吉让小林招子来中国打听郜凤琴的下落。

1982年6月6日，小林招子在郜凤琴的住处见到30多年没有谋面的女儿。

此前，郜凤琴见过母亲的照片，认得她。一见面，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了半天。“后来哭得都没有感觉了。一看，两个人都跪倒在地上。”郜凤琴回忆。

郜凤琴发现，经过岁月沧桑后，她看上去比母亲还老。母女俩一起吃了顿饭，两个小时后分开。临别时，小林招子给了郜凤琴800块钱和几件衣服。后来，她给郜凤琴寄了一本书，后面写着她的地址。

这是她们的永诀。直到小林招子去世，母女再未谋面。

遗孤养母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次中日聚会上，88岁的李淑兰也参加了。李淑兰是当年收养了日本遗孤的一位养母。

李淑兰长期经受分离之苦。她一手养大的日本养女早已回到日本，已年过七旬，老年痴呆。两人断了联系。

在哈尔滨生活的李淑兰如今口齿清晰，听力良好。

1943年，17岁的李淑兰来到哈尔滨，在家里开的一个包子铺帮忙。

19岁那年，李淑兰结婚。当时，她在印刷厂工作的丈夫急着要孩子，但家里没有孩子。

1945年11月的一天，天很冷了。一位日本女子带着4岁的女儿池边顺子找到李淑兰家。李淑兰了解到，她们是开拓团成员，日本战败后，车少船少，不能及时回国。

当时，这位日本女子已经有多个孩子了。她告诉李淑兰，想将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因为他们家有包子吃，有粥喝，“孩子吃不了亏”。李淑兰回忆，“当时这个日本女子很困难，我们给了她200元钱。”

池边顺子成了李淑兰的养女，跟了李淑兰丈夫的姓，名叫田来顺，后来改名叫田丽华。

幼小的池边顺子性格好、听话，李淑兰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看待。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池边顺子和在日本的生母有了通信往来。

1980年，池边顺子的生母派代表找到李淑兰家。她当年离开的时候，记住了李淑兰家的门牌号。

1981年，池边顺子的日本遗孤身份确定。那年9月，她和家人去了日本。临行前，她来李淑兰家里住了15天。池边顺子给了李淑兰300元，李淑兰给了她一个戒指作为留念。

此后，1984年和1996年，池边顺子两次回到中国，每次和李淑兰住一段时间。她每逢过年也会寄一些钱给李淑兰。

融入问题

池边顺子是顺利融入日本社会的一位归国遗孤。但不是所有的遗孤都能适应日本社会。日本遗孤在中国长大，身上有中国的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

辽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坤长期研究日本遗孤问题。2005年春节，张志坤在日本的一个迎春晚会上一次见到40个日本遗孤。张志坤告诉南都记者，“日本遗孤回到日本生活能过得去。但日本遗孤第一代回国时年龄大了，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长，难以适应日本的语言文化。日本建立了各种语言培训机构和生活培训机构对他们进行培训。”

张志坤介绍，日本遗孤进入日本上流社会很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拿最低生活保障金，另一部分人可以挣钱，但干的工作都是很简单的，比如拆纸盒、打扫卫生等。有的遗孤在中国是大学副教授，但在日本擦火车维生。”

张志坤解释，“不是说日本社会有意识歧视，而是历史使得遗孤的生活习惯与日本社会不兼容。比如有的楼层住遗孤，上面住日本长大的人。遗孤按照中国人的做饭方式，炒菜爆锅，楼上就把窗户关上了。”

辽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关亚新介绍，“当初日本社会对待日本遗孤很热情，电视台滚动播放遗孤新闻，社会很热情。但随着遗孤大量回去，家庭矛盾爆发，就不那么热情了。”

时间造成的亲情隔膜显而易见。日本遗孤中岛幼八在抗战胜利后由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中岛幼八回忆，他在1958年回日本后见到生母，“她讲了几句话，我听不懂。我的脑袋好像麻木了，根本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哭泣和拥抱，甚至都没留下多少记忆。”中岛幼八看到日本汽车上女售票员戴的帽子，觉得“那么小，只固定在头顶，感到非常可笑”。在街上，他看到穿和服的妇女，也会议论，“她们身后鼓起来的是什么东西？”由于语言不通，精神寂寞，中岛幼八一度打听去中国的船只，想回中国。

与实现了回国梦的日本遗孤相比，郜凤琴则一直未能遂愿。

郜凤琴一直想回日本。“我是吃松花江的水长大的，但归根结底是日本血统。”她说。

当初母女会面后，小林招子没有让郜凤琴去日本找她。“她后来再嫁了，怕影响家庭。我给她邮寄了一些东西，她没有回复。她去世的消息，也是别人告诉我的。”郜凤琴说。

1993年，郜凤琴开始在日语培训学校学日语。在哈尔滨家里的墙上，张贴着她穿着和服的照片。这件和服是她孙女从网上买的。

郜凤琴唯一的亲生儿子对她说，“妈呀，从我记事起你就找日本，到我50岁了，你还没有过去。”

来自日本政府的一封信能给她些许安慰。1987年，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庶务课给郜凤琴写了封信，“你们孤儿在战争结束时的逃难情况下，跟亲人分别，在异国过了40多年，你们的心情多么难受。”

参考资料：《日本遗孤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记录被忽略的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日本殖民统治与东北农民生活：1931～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直想回日本，我是吃松花江的水长大的，但归根结底是日本血统。

——— 郜凤琴

妈呀，从我记事起你就找日本，到我50岁了，你还没有过去。

——— 郜凤琴儿子

据统计，战后遗弃在中国的日本遗孤，总数在4 0 0 0人以上，分布在29个省，绝大多数在东北地区。

镌刻系列报道

总策划：曹轲 任天阳

策划：虞伟 王海军 龚慰

统筹：王莹刘丽君谢江涛 刘伟

执行统筹：高龙 吴倩

学术顾问：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教授

本期采写/摄影：

南都记者 高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