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应邀到日本进行为期2个月的访问研究。第一次到日本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使他萌生了“要写一本解读日本社会和民族心理的‘计划外’著作”的念头，而多年从事社会学研究积累起来的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使得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去概括日本社会的一些“潜规则”。

　　“一般来讲，人们总认为，与外国人相比，本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实，来自异国文化视角的观察，能够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从一个全新的观察和比较视角，来解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日常事物，从而捕捉到一些发人深省的文化亮点。”

　　李培林的这种看法能够从过去100多年里的国际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19世纪30年代初，年仅25岁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C.A.de.Tocqueville)在美国访问了9个月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他写成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成为美国人理解自身文化的经典范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托克维尔从异国文化视角观察到，美国人自己不以为然的随意结社习惯，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市民社会基础。例如，当出现一种社会需求或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时，在英国是贵族出面，在法国是政府决策，而在美国一定会为此组织个什么社团来应对。托克维尔在书中关于美国民主前途的预测，关于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关于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的预测，尤其是关于美俄两国将长期对垒并形成两大阵营的预测，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李培林说。

　　与《论美国的民主》较为相似的另一部著作，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并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菊花与刀》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人甚至认为正是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在这部给作者带来盛名的著作中，潘乃德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1958年，一个从美国中西部小镇走入哈佛大学的青年学者傅高义(E.F.Vogel)，偕同他的妻子和18个月的孩子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后，他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该书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期。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似乎总是来自异邦的观察显得更为重要。这大概是因为来自异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找出独特的东西。”李培林说。

　　或许正是借助于这种独特的、比较的分析方法，李培林能够在结束对日访问之后，很快写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这部著作虽刚刚面世，就被中日知识界誉为“一本继《菊花与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是迄今为止，最为客观、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间是非恩怨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