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大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从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50年间，国际政治的时代特征是西方大国在全球争夺霸权、领土、自然资源，实行武力征服和殖民统治。惨烈的战争接连不断，许多国家生灵涂炭。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后起大国，加入到霸权国家的行列。中国则处在丧权辱国、国土分裂、政权分割、内战不断、民不聊生、民族生死存亡未卜的境地。以苏联为基地和旗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方兴未艾，试图推翻整个国际秩序，埋葬世界资本主义。20世纪上半叶，虽然各国也曾经高唱和平，人们也期待和平，但是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

　　中日之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历史，就是发生在那样一个世界大背景之下。中国人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固然不能不追究具体是哪些国家、社会集团和个人应为战争灾难负责；但是更应该反思的是，那半个世纪中间，究竟有哪些因素相组合，使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之中，使人类文明史蒙受耻辱。如果这些因素在今天重新组合起来，世界历史的车轮会倒转一百年，也就不会有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中日两国陷入了相互隔绝的状态。这又是国际大环境造成的。两国分属于不同的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阵营。虽然热衷于中日交流的人士很多，历史贡献很大，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毕竟发生于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国际战略格局变了，中日美三国都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略威胁。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国际背景。

　　同时，国际形势的缓和，使全球化的潮流得以迅速推进。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痛切感觉到经济的落后，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于是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同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恰恰是契合的。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来年里，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战略形势像两个车轮，将中日关系推向迅速改善的轨道。

　　从中日关系本身的动力而言，冷战结束应对双边关系影响不大。然而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仍然造成了冲击。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是对华关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但是不久之后，中美关系的严重挫折再一次波及中日关系。1995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中美关系陷入僵局，台湾海峡局势一度紧张。恰恰在这个时期，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位，日美安全同盟得以加强，这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从此之后，美日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成为中国十分关注的国际安全问题。

　　中日美三边关系的互动，成为三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个研究重点。在整个90年代，中日关系好于中美关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美国将其战略矛头对准它所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之后，美中关系相对稳定，而日中关系却一度陷入僵局。人们注意到，当中美关系恶化时，中日关系往往得以稳定，而中日关系恶化往往发生于中美关系改善的时期。只有在最近的两年里，中美、中日关系才同时稳定。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多边安全机制的探讨，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一方面使中日双方有了更多的接触、磋商、合作的渠道（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见面的次数，大大多于双边互访），使双方在关系冷却阶段也有沟通的机会；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中日两国在多边国际舞台上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于是，国际大局的演变，将继续对中日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二、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那么，当前国际大局有什么特点，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呢？

　　21世纪初国际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世界各大国在竞争中合作，以合作为主。

　　美国的软实力因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一系列单边主义的国际行为而受到削弱，硬实力也在金融危机中大受打击，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尚未动摇。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大中东地区，需要其他大国合作维持该地区的稳定，防止恐怖主义卷土重来。欧盟扩大之后，主要精力放在稳固内部，加强凝聚力，保持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进度。尽管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出现分歧，美欧仍然维持同盟关系，北约也继续在安全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日美同盟是牢固的，日中关系在继续深化。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力量迅速增长，但它们各自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和教育、文化、技术水平同西方国家和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也越来越依赖于海外市场或能源供应，同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因此，虽然国际摩擦不断，但没有形成像两次世界大战前和冷战时期那样的敌对阵营的可能性。“新冷战”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本世纪初国际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全球功能性问题（functional issues）突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更为严重。

　　全球化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技术的平面扩散，使融入全球化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增强，有利于避免大国对抗。但是，全球化加剧了两大失衡。一是世界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富国与穷国两极分化，各国国内的贫富悬殊持续扩大，金融资本加速流动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二是全球生态环境的失衡。环境恶化、气候变暖，呼唤人们提高能源效率，开发新能源，建设低碳经济，但是各国还远远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甚至没有取得思想共识，更谈不上全球合作机制的建设。能源短缺、粮食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非法移民和难民、传染病扩散、跨境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分不开的。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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