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４年４月，朱德（左一）与来访的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右二）一起观赏兰花。

    “能白更兼黄，无人亦自芳。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明代诗人张羽的五言绝句《咏兰花》确实抓住了兰花的特征：花朵不大，也不问是否有人赞赏，却默默地散发着幽香。正是由于兰花的这种特点，它一直被中日两国的文人墨客所钟爱。上世纪６０年代，小小的兰花更是成了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次巧妙的“兰花外交”成功地促成了两国间的重要贸易，为日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日贸易遭遇难题，“兰花代表团”带着重要任务访日

    １９６３年４月的一天深夜，中国对日工作负责人廖承志家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当他拿起电话，话筒中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方正是廖承志的大学校友、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松村在电话中寒暄了两句，突然提出他要以日本爱兰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迅速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个请求顿时令廖承志感到有些奇怪。要知道，松村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三木─松村派的领袖之一，在政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为何如此急促地要中国派兰花代表团访日呢？

    放下电话后，廖承志立刻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情况。两人经过分析，认为松村的请求与当时两国贸易面临的困境有很大关系。松村是日本国内力主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家。这位刚直坦荡的老人自幼沉浸于汉学研究，最喜爱兰花，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日本投降后，松村曾带头反对岸信介内阁的亲美反华政策。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２年，松村不顾党内压力和美国的威胁，两次率团访华，与周恩来总理达成以渐进的方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共识。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ＬＴ贸易备忘录》，同意在东京和北京互设常驻办事处并实现互派记者，开创了著名的“备忘录贸易”。

    然而在落实备忘录贸易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困难。先是日本政府迟迟不肯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接着两国互设代表处也遇到了阻力，而来自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压力更让当时的池田勇人内阁对备忘录贸易产生了畏难情绪。形势的转变令松村焦急万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邀请中国派兰花代表团访日，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打破当前的僵局。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因为松村谦三爱兰花是众人皆知的，在访华期间他曾与朱德讨论过养兰心得，因此以交流兰花的名义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日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得知了松村的真意后，周总理和廖承志决定立刻派代表团赴日，商讨两国贸易和设立常设机构问题，并希望借机实现交换记者。

    老政治家自掏腰包招待中国客人，政府高官冒辞职风险放行对华出口信贷

    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９日，由兰花专家、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张兆汉为团长的中国兰花代表团动身访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廖承志的３位得力助手孙平化、王晓云和王晓贤成为代表团成员。孙平化等３人虽然对兰花了解不多，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连兰花和韭菜都分不清”，但他们却是代表团中最重要的人物。在东京羽田机场，中国代表团受到了松村谦三的秘书山本重男的热情接待。山本重男首先转达了松村的歉意，因为松村认为他每次访华都享受国宾级待遇，由中国政府领导人出面迎接，可是在日本他却无法用同样的方式报答，觉得很对不起中国客人，于是叮嘱山本重男一定要用最大的热情接待中国代表团。并不富裕的松村还打算自掏腰包支付中国代表团访日的所有费用。

    中国兰花代表团访日期间，与日本兰花爱好者进行了交流，但这并不是访问的重点。很快，中国兰花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了，孙平化等三人则留在了日本，他们开始了此次访问最重要的日程。

    经备忘录贸易日方主要负责人河和良一的秘密安排，孙平化等３人会见了通产省官员渡边弥荣司，就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用日方出口信贷问题，试探日本政府的态度。渡边犹豫再三，说明此事很难办，因为当时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采取出口信贷的方式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日本政客认为这样做对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好处。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支持备忘录贸易，因为这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有利。

    后来，渡边在２０００年对中国记者透露了当时他下决心帮助中国的原因：“１９６３年，我４５岁，是日本通产省官房长官，那是我第一次与孙平化见面。我直觉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可以一生交往的朋友。当时，我所能做的，就是背着通产大臣，利用我的权力，批准这套设备出口，因为通产大臣知道了会禁止的。我当时拿定了主意，要是被查出来了，我就辞官，当老百姓！”在渡边签署文件三个星期后，日本通产大臣终于发觉了此事，根据渡边的回忆：“他（通产大臣）像看到家里着了火一样着急，可根据国际惯例，这个文件已经生效了，但是通产大臣并没有让我交辞呈，他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

    中国密使会见日政坛实力派，“兰花外交”开创中日沟通渠道

    首战告捷后，孙平化等人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与日本政坛的一些重量级人物相继会面，展开了新一轮的秘密外交，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政治家宇都宫德马在他家的大草坪上专门为中国客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酒会，特意邀请日本通产省负责成套设备审批的通商课长谷敷宽出席，他还精心安排孙平化在酒会进行期间，到楼上一个小房间与谷敷宽磋商中日贸易问题。

    接着，后来成为日本外相的园田直又安排孙平化与池田内阁里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实力派人物、建设大臣河野一郎，在一家日本餐馆会面。当时，河野一郎是自民党的领袖之一，他在与孙平化详谈之后表示：“池田首相理解中国的立场，对开展日中贸易也是有决心的，不会因为别国（指美国）施加压力就不干。”

    此后，孙平化等人又委托自民党议员高崎达之助，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中日贸易问题进行了沟通。高碕秘密会见池田首相后，请孙平化转告中国方面，池田首相一定履行诺言，日本政府已基本上下决心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９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总金额为７３．５８亿日元。第一个成套设备贸易成交，使日本厂商大大增强了发展日中贸易的信心，中日“兰花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美日右翼和台湾当局不停地出来捣乱，声称日本出口成套设备并提供政府贷款，是对中共的援助，有的甚至胡说让解放军穿上维尼纶军服，就是加强中共军事力量，企图阻挠日本政府履行合同。但经过“兰花外交”，中国方面与日本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双方共同打破了美日右翼和台湾方面的阻挠，使维尼纶工厂顺利地落户北京。

    这次意不在兰的兰花代表团访日，对中日关系后来的发展可谓意味深长。维尼纶成套设备成功引进，对帮助当时的中国解决老百姓穿衣难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代表团所接触的日本政治家后来都成为了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如园田直后来当过官房长官、外交大臣；河野一郎当过众议院议长，他们在促使日本政府最终作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兰花代表团的成功访问，还让中国方面看到，即使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困难情况下，日本仍有大量有识之士为发展两国关系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日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景广阔。令人遗憾的是，一手促成“兰花外交”的松村谦三先生并没有看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他于１９７１年因病逝世，享年８８岁，但他对中日友好关系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两国史册。

    环球时报  200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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