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东京6月12日电  （记者于青）据共同社报道，川崎市消防局的副队长加藤哲（33岁）作为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的成员参加了在中国四川地震灾区的救援活动。日前他给共同社寄来电子邮件，回顾了在灾区的悲惨见闻和救援活动的艰苦。邮件全文如下。

　　地震发生三天后的5月15日，中午过后接到消防局打来的电话，得知我将作为国际紧急救援队的一员被派往中国。我虽然时刻准备着出发，但派遣一旦决定后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是该先向上司报告还是先和妻子取得联系？我对自己的动摇感到有些可耻，在心中对自己说“要冷静、要沉着”。我在不知不觉中抵达了成田机场，整个路程似乎只用了几分钟。

　　我们作为第二批日本救援队员于16日乘日航包机前往成都。即将抵达时，乘务员在舱内广播说“不知道有多少受灾者每天在不安中度过，他们一定发自内心地期盼大家的到来”。一阵沉默后，全体队员们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我快要落泪了。

　　到了成都后，我们乘巴士前往第一批队员正在进行救援的四川省青川县，沿着溪谷和山间公路行驶了约100公里。比二层家屋还大的巨石滚落在道路上，碾压了卡车和乘用车。看到这副光景，让人感到身处死地。行驶过程中我想尽量确保睡眠，但没能睡着。结果我们未能在青川县展开救援，转而前往北川县。我很焦急，希望能尽早进入救援。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北川第一中学开始了救援活动。我听说这个中学的升学率在县里首屈一指，学生从13岁到18岁不等，因为是寄宿制，许多学生远地来此就学。五层教学楼的一层和二层完全垮塌了。在水泥地板和梁柱之间挤压着许多一看便知是孩子们的胳膊和腿脚。

　　之前我听说有数百名孩子被活埋，但还半信半疑地觉得“世上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吧”。实际看到胳膊和腿脚后我愕然了，信息是真实的，面对这种悲状该从何做起？废墟中没有人对我们的呼喊声作出反应。

　　救援队被分为幸存者搜寻班和救出班，我负责救出。救援开始后不久，我们打碎了倒塌的砖墙和水泥墙，从下面搬出一个女孩子。随着挖掘的进展不断有孩子的身体出现，年龄都在十三四岁，有的手中还拿着手机。尽管他们显然都已经死了，但我们不能让他们在30多度高温中被压在沉重的混泥土下。我们不顾一切地挖掘。

　　我们只想把孩子的遗体交给他们的家人。我想如果活下来的父母和家人正在寻找孩子，我一定要碰上他们。为了不留下心理创伤，我们一直注意不要太在意遗体，但队员们都在小声地说“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教室里面散乱着眼镜、手表、写有工整字迹的笔记本、课本和手工制作的提包。我仿佛看到孩子们在快乐地玩耍。他们生前一定是被父母和身边人们所钟爱的宝贝；他们本来能好好学习，将来大有作为，然后就业结婚成家，度过幸福的一生?想到这些，巨大的无奈让我的喉咙有些哽咽。

　　后来有医疗队的医生说：“这些孩子们在霎那间被压在墙下，想来他们没有感到痛苦。”这让我心里多少好受了些。而后我们在校舍的地板上钻了几个直径约60毫米的小孔，用摄像头搜索，还搜索了电磁波探测装置显示出有反应的场所。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幸存者。

　　救助过程中发生多次余震，不知道头上的废墟何时会崩塌。我对队员们说万一这里塌了就逃生，大家都做好了从4米高的窗口跳下去的心理准备。我们和来自北京的消防队员们一同进行救助。虽然语言不通，但大家共用器材，在有崩塌危险的地方彼此努力确保对方的安全。为了救出受灾者这个共同目的，我觉得大家并不很需要语言。

　　离开日本时和回国后，许多人问我“是不是更早进入灾区就能挽救许多人”。我觉得是这样，无论国内国外，灾害发生时迅速派遣（救援队）是今后的课题。但是，我们的工作是在彼时彼地尽最大努力，在此次的派遣中，我们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希望救出人的是日本救援队”，这虽然是我们的自负，但对于获救者而言，被谁救出的并不重要。

　　我祝愿活下来的人们能够超越悲痛，早日重建家园。我深深祈祷现在的废墟中已经没有尚未被发觉而正等待救助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