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亚洲的分裂为何还没有结束

　　大约一百年前，日本人冈仓天心就曾提出“亚洲一体”。但是，在他的年代，这种认识，仅是一种假定。因为，“亚洲”本来是西方人发明的一个地理概念，而这片土地，在很长时间，因其地域广大、文化复杂，缺乏共同意识。但是，在西力东渐之下，冈仓提起的概念，表达了亚洲意识的觉醒。而事实上，尽管当时亚洲处在殖民统治分割之下，但“亚洲一体”的理想却团结了亚洲各国先觉。日本活动家宫崎滔天始终不渝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也曾策划支援菲律宾反殖斗争，他们的行动唤醒了亚洲意识。

　　为了亚洲的崛起而合作、“亚洲一体”精神仍然重要。但是，“亚洲意识”的进程中途夭折。扼杀亚洲意识的力量，来自亚洲内部。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分裂了亚洲。从现实来看，亚洲的分裂并没有结束。东北亚的紧张局势并未消除，而中日两国，尽管经济关系尚可，但与两国的巨大潜力而言，目前的状态并不令人满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们知道，去年，中日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大关，但是，目前来说，中日经贸发展的势头不如中韩、中国与东盟。2006年，中韩、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均已突破1600亿美元。因此，2000亿美元远远不够。中韩贸易2008年将突破2000亿美元。笔者记得，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访问日本，他对日本经济界人士说，“中日双方贸易额现在是300亿美元，这还远远不够。我看，双方的贸易额应该达到3000亿美元！”他的讲话赢得在场来宾热烈掌声。

　　那么，是什么限制了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空间呢？笔者认为，中日两国的互不信任仍是重要因素。最近，在一次课后，日本学生问:“老师，中国将来是否会占领日本？”为什么一个大三学生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学生的想法，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框架。

　　明治维新之后，面对清廷衰落，日本对中国从“敬畏”转为“蔑视”。1886年，有个叫曾根俊虎的日本人上书时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说:“本邦人见清国人与见欧美人大异也，视之牛猪，加以轻蔑。”而其原因，他指出，“对清国之处置(指台湾、琉球事件等)”是对中国心理变化之始。现在，“轻蔑”不是没有，而某种“畏惧”则滋长起来。以笔者看，不论是彼时的蔑视，还是目前滋长的“畏惧”，反映的都是近代国家观下的“弱肉强食”逻辑。这也就是说，“轻蔑”与“畏惧”，都是无法走出历史的表现。当然，中国也存以“近代”框架观察日本的问题。甲午之战后，我们才开始以近代化程度衡量国家。我们看到，打我们的是个“近代化”的国家，悟出落后于“近代”就得挨打的道理。所以，我们开始“近代化”，建设近代民族国家。

　　■没有政府出面建立解决问题的协调机构，各种中日合作的方案无疑如同画饼

　　今天，尽管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因素，但是，超越国家框架的地域合作方兴未艾。笔者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必须以亚洲的高度重新审视、重新调整两国关系。我们在思考中日问题时，既要立足国家，同时，也要倾听呼唤普遍亚洲意识的历史呼声。

　　中国与日本真正和解，要解决很多问题，要重新确证许多历史。但是，这两个民族存在历史的共同命运。中国文明对日本文明的形成、日本明治维新后对20世纪新中国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35年，两国、亚洲乃至世界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后，如何在变化之后的世界中重新定义双方的关系，可以说至今仍在摸索。目前，虽然中日关系有所恢复，但仍有不稳定因素，还未找到新历史形势下双方关系的框架。

　　人们记得，2001年末，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曾向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建议，双方应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但小泉说，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谈此为时尚早。但是，日本存在广泛的亚洲自由贸易协定推进派。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在《东亚共同体》中指出，实现“亚洲共同体”的政治障碍很多，日本应在这个方面多做努力。为此，他提出为了培养“共同体意识”，日本应该人才、环境、能源、农业、货币等领域与亚洲展开合作。

　　21世纪的今天，高速发展的亚洲，面临众多必须共同解决的严峻问题，如资源、能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今天，亚洲民间智库乃至政府，均曾提出各种地域合作方案，但是，假如没有该地区主要国家政府出面建立解决这些问题的综合协调机构，那么这些提案无疑如同画饼。

　　■在整体性解决亚洲发展中的共同问题时，只有中日两国共同出面，才能大有作为

　　现实中，日本政府对亚洲的FTA显然顾虑重重。木村福成最近出版在《东亚FTA与日中贸易》一书中写道，日本以东亚各国政治体制、发展阶段差距很大为由，在经济方面积极实施统合，但对政治、军事方面的对话十分慎重，即目前采取政经应当分离的想法。但是，假如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的日本不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姿态的话，亚洲经济的崛起就无可期待。因为，在整体性解决亚洲发展中的共同问题时，只有中日两国共同出面，才能大有作为。这是因为双方都具备某些有利条件。

　　首先，在东亚，中日两国的GDP占该地区的80％，两国的经济关系，在东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亚洲经济而言，中国已然呈现牵引机车效果。日本经济学家青木健教授在其新著《从贸易看亚洲中的日本》中指出，中国自亚洲的进口大于对亚洲的出口，发挥了星形网状的作用。亚洲地域事实上已经建立起了地区性的FTA。其次，中日都是资源、能源消费大国，各自掌握众多的信息渠道与供应来源。目前每桶原油超过90美元，如何稳定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节能技术是一大关键。在此方面日本积累了众多经验，有高度积蓄。而中国能源消费日益增多，中国能源的节约，对促进世界石油价格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21世纪，全球化给人类提出众多课题，这些问题，很多单个国家无法解决，如环境问题、自由贸易秩序问题、金融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为实现亚洲崛起，中日两大民族合作，可能发挥各自长处。中国有宏大构想力，思维特征则以长期、历史取向为特点。日本社会内部集团有凝聚力、忍耐与坚韧、细致入微和集团智慧。中日两大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点，谁也无法代替谁。两个国家可以寻找一种扬长避短的结合方式。

　　中日两大民族均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时又有共同的文化渊源。日本与中国的高中生一样，都在自己的国文课本中，学习唐诗，作为自己民族的古典。近代之后，中国亦自日本吸收了语言、科学体系。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日语词汇，构成现代中国思维的基础。例如“组织”、“纪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不但词汇，我们也经由日本引进各种现代科学体系，所以我们在法学、经济学、医学以及工程等各类现代科学中，都能看到日本学者努力的影子。亚洲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近几十年来，亚洲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亚洲却缺少自己的秩序。几万亿美金外汇存款的命运完全依靠美国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亚洲人为什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亚洲不缺乏想象力，而中日两国，可以为亚洲的未来提供创意。亚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而且多是发展中国家。亚洲问题办好了，全球问题就好解决了。

　　在新亚洲的建设中，中日两大民族首先必须抛弃以“近代”程度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标准。其次，中日彼此须有相互合作的精神，在协商的精神下把亚洲的事情办好。第三，亚洲国家必须团结，才能实现亚洲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作者是旅日学者)

    环球时报  2008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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