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记者讲起了修建南渡江铁桥时的故事：“很艰苦。”他说自己什么都干，既要测量画设计图，还要随叫随到，为现场工人修工具，“还经常领不到工钱，有时只能跟头儿借钱买米。”在这里1年半左右他负责桥梁钢架的设计、计算和施工监督。
　　
　　日本战败投降后，所有的台资、日资企业随之解散，大量遣返雇员，但黄博明却选择了留下，普通雇员不能携带家眷，而此时他已是一个两岁男孩的父亲，“我丢不下他们，我要养活他们”，于是他决定留居海南。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虽然日军侵琼期间，他没有拿过枪杀过人，但因是日本人，他饱受歧视和仇恨，带着妻儿在岛内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当过铁匠、修车匠。
　　
　　 “公家人”后半生与海南工业相连
　　
　　建国后的1951年3月，黄博明的才能被政府发现，被录用为“公家人”。琼海的嘉积电厂是他对新中国的第一个贡献。
　　
　　当时嘉积有一套日本人废弃的柴油发电设备，年久失修，无人会用。但黄博明会修，他本想修好后建一个私人小电厂。后经政府出面做工作，他很爽快就同意把设备上交政府，并负责设计施工，不到半年，嘉积镇上的居民开始用上了电灯，这在当时是轰动海南的事。为此，黄博明被评为海南行政区首届劳动模范。
　　
　　在随后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老人没能幸免。讲述中，老人三次掩面久久无语，记者不忍继续采访。
　　
　　 1955年，黄博明因学识能力出众，调任海南行政公署工业处工程师，1994年退休时，他是省机械工业总公司的总工程师，他的后半生和海南工业的发展紧紧相联。
　　
　　今年70岁的老工程师吴赐恩曾做过黄博明的助手，吴赐恩说，在海南建省前的工业界，“黄博明能坐第一把交椅，技术难题都要找他才能解决。”
　　
　　在海南，黄博明主持建设的工厂有40多家，遍及全岛，包括几乎所有的糖厂、纸厂、植物油厂、农机制造修理厂、化工厂……以及至今还声名赫赫的海口罐头厂。
　　
　　吴赐恩视黄博明为“老师”，不仅仅是因为在1980年代，黄博明曾免费教授过他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学日语，还因为黄博明一丝不苟负责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过他。
　　
　　 1989年海南建省后，因人才奇缺，本该退休安享晚年的黄博明，被单位留用，直到74岁高龄。擅长日语、英语、德语的他在退休后还多次被邀请参加我省的一些合资项目的建设工作，诸如琼海涤纶厂建设期间，他不仅担任中方翻译，还负责机械设备安装和培训工人，并多次以年迈之躯带领技术员到日本学习。
　　
　　在老人家里，记者看到了老人三年前写的工作履历，写满了6页纸。
　　
　　 “我不是来海南做坏事的，只想留下来做好事。”这是老人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看完这份记录，记者相信，老人在用自己的大半生实践了这句话。
　　
　　来源：海南日报/谭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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