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弥生时代（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至公元后二百至三百年间，相当于中国从战国末期到三国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稻作文化的传入。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这批数量众多的稻作民来源于朝鲜半岛。

    但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健人认为，当时的朝鲜半岛不具备给日本列岛提供这批稻作民的可能性，这批稻作民的真正来源是中国的吴越地区。

    这位教授主要从航海条件、社会动因、地理意识、人种特征以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特点等方面对此做了分析。他说，中国大陆具有给予日本列岛弥生前期的稻作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上以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水上航运已经很发达，不仅能够制造出三十吨的大船，而且有了指南针和一些天文知识；处于连年征战时期的中国，政权频频更替，百姓生灵涂炭，致使很多人逃向国外。另外，中国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有关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地区的一定知识。金健人说，这都使中国稻作文化传入日本成为可能。

    他说，中国的主要稻作区分布在南方，尤其是集中于吴越地区。假如以地处长江下流吴越地区中心位置——上海为圆心，其稻作文化扩散的半径恰好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诸岛和台湾，这与目前所知的四千至三千年前的史前稻作遗址分布地域相对，也恰好与日本绳文时代与弥生时代过渡期的稻作工具棗石庖丁的散布地域相对应，它们恰好散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辽东半岛南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和日本的九州地区。

    此外，日本岩手县的紫波町西田遗址中发现的具有中国江南特征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其时间恰好在弥生时代前一个时期的晚期。在浙江境内发现的五十个左右的支石墓，其型号与制作与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西部的基本相同，而与中国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很不相同。

    金健人指出：“这证明早在弥生时代之前，中国大陆的稻作民就从长江口一批一批的漂向遥远的不返之地，从这些漂着地都处于东亚地中海沿岸以及其稻作史的共同特点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来源——中国吴越地区”。

    他还认为，当时的朝鲜半岛不具备给日本列岛提供这批稻作民的可能性。首先是当时与日本人口数量相当的朝鲜半岛不可能向日本提供数量众多的移民，其次是那时的日本列岛一开始出现的就是相当高度发达形态的稻作文化，而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朝鲜半岛的稻谷遗存的遗址发现，当时的朝鲜半岛是处于与日本稻作文化基本同时的稻作文化，不可能向日本列岛输入如此高度发达形态的稻作文化。

    他说，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尽管看起来距离最为接近，但对马海峡历来就像个天然国界。只有对马、壹岐岛屿的所谓的海人才能凭借丰富的经验作横断往来。而且，研究已表明，对马和壹岐岛屿的稻作还是从日本北部九州传过去的。

    此外，驱使成千上万人离乡背井远走他乡需要有巨大的社会动因。而根据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后汉书》记载，当时的朝鲜半岛已接纳了许多中国秦代避难者，不可能同时又有那么多的逃难者避居到日本列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