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母亲的10岁的宏一，看着身旁两个需要照顾的弟弟，抑制住了自绝的念头。当宏一还在沉寂于失去母亲的悲痛之际，认领难民孩子的人群里，一个穿着韩式制服的男子，趁宏一没注意，突然双手抓起了小弟弟秀策。宏一使出全身力气站起来呼喊求助，但他病弱之躯无力争夺，让骏去追也没追上，眼看秀策哭叫着远去。此后的多年，每见到“秀”字，他就想起幼小的秀策，觉得对不起弟弟，对不起父母亲。但是他更诅咒这场给人类，尤其是给无辜平民百姓带来苦难的侵略战争，诅咒发起侵略战争的战犯们！

5 中国父母

就在这对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兄弟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身穿黑棉袄的中国男人来到面前，带着小哥俩踏上了归家之路。

男人领他们来到一个大院子里，领养了骏；另一个壮实男人，领养了宏一。宏一怀着万分感激之情进到屋里。一位身材不高的年轻主妇，正边做饭边照料一个牙牙学语的女婴。次日下午，宏一被带到街里的浴池洗澡，又换上了女主人连夜缝制出的崭新的棉衣棉裤，体验到从地狱到天堂般的巨变。

领养宏一的人叫王殿臣，是河北景县贾吕村人。他很耐心地教宏一说话写字。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微笑着打量宏一，又小声和主人商谈之后宣布：“你的名字叫王林起，王殿臣是你爸爸，贾凤朝就是你娘。”从此他就有了中国的父母，成为王家的成员，有了中国名字和户口，新中国成立后也自然有了中国国籍。多年后他才得知，那人是算命先生，按照中国传统命理，“算出”王家五行缺木，所以少了男丁。而这个领养来的遗孤，是王氏家族中到来的第一个男孩儿，所以被命名为“林起”。说来也巧，在林起之后，老王家出生了以“林”字排序的近十个男孩。虽是养子，但养父母待林起视如己出，给了他家庭和家族老大的待遇。

弟弟骏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福气。春节后的一个早晨，他突然死亡。裹在席子里的遗体，被放置在大门洞里。骏的离去让林起痛苦万分。可恶的侵华战争，让他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弟弟妹妹，失去了家，失去了一切，最终变为渡部家的孤儿。

1948年秋天，林起一家人来到北平，在丰台正阳大街安顿下来。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上了小学的林起，成为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后来还戴上“三道杠”，成了大队旗手。

1953年夏天，18岁的林起在小学毕业会考中考了第一名。他想为家庭分忧，及早参加工作。老师到家里做工作，父母坚决支持，让他到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继续求学。1957年夏，林起经过十几天腹痛治疗无效，突然疼痛难忍。父亲立刻背起他跑向二百米开外的公交车站去了医院。诊断是阑尾炎转重症腹膜炎，做了三次手术。父亲歇业守护他。这是中国父母又一次挽救他的生命。看病的费用花去了家中积蓄的三分之二，林起擅自决定弃学就业。

他成了筹建中的北京汽轮机厂的一名磨工，见证参与了这个国家重点发电设备制造厂的建设和发展。后来，这个厂并入了北京重型电机厂。在厂里决定自制大型机床时，王林起承担了12米龙门刨床的大部件加工任务。他在这个厂一直干到退休。

1960年12月7日夜，正在车间上夜班的王林起接到值班员通知，他的养父突然过世了。极度悲痛的王林起和弟弟妹妹们一起料理了养父的后事。事毕，他想起几天前养父罕见地用老家方言和他说的话：“我挺想到你日本老家看看，可说不定去不成了。没能供你上大学，挺对不住你的。”这应当是养父对他的叮嘱吧？一个是学习成才，一个是回乡寻根。

6 回乡之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很多日本战争遗孤，都通过外交途径回到日本。王林起却没动念头。因为他早已说不清自己在日本的情况了。

几年以后，还是老同学吴树仁提醒他，应当完成养父的遗愿。他用汉字给和田村村长写了一封信。回信是日文。技术科长但功溥请人帮忙翻译了。信中告诉他祖父和外祖父家都有健在的亲戚，可以直接与他们通信联系。于是他分别给姑母和姨母们写信。几经周折，他先后收到姑母和三位姨母的信。大姨母和玲子表妹还在信封里放进一万日元，让他给养母买礼物。收到隔海的敬意，养母很高兴。这使得早已决心不回日本的王林起，产生了不能拒绝长辈亲人的愿望，有了去日本探亲的念头。

历经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两年后，他办妥了一切手续，可以成行了。临行前，养母握着他的手说：“你对我们家的义务已尽完了，放心走吧，不用回来了。”林起明确地告诉养母：“我一定会回来的。”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厂长孙济民和党委书记周鹤良特批按出国人员待遇，给王林起按公派出国的标准，发放了五百元的置装费。周鹤良说：“一个深受侵华战争之害的日本遗孤，一个在北重厂工作多年的中国公民，置办新装是为了中国人的脸面。”

1981年5月20日上午，家人、单位领导和很多同事朋友，到机场为他送行。

在日本，王林起回到他出生的小山村。时光流逝，社会发展，很多地方变化了，但老屋、山川河流依然没有变。他渐渐地找回了5岁以前在这里生活的碎片，也想起了日语和日文，甚至想起来母亲背着他时唱的童谣：“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来到山里/来到田里/也来到原野里。 花开了/花开了/开到山里/开到田里/也开到原野里……”他传奇般地回忆起在生母身边的很多情景。这在日本遗孤中很少见。为此，他受到日本媒体的关注和政界经济界人士的重视。“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认识的只限于周围一些人；到了日本，我倒成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了。为此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民间信使，为中日工业技术界沟通信息。还要为遗孤和他们的中方养父母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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