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日本1979年12月开始实施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将完全结束，这一长达43年的援助计划，如今只剩下两名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还在江苏宿迁的一家高中教日语。
其中一位队员矢部紬不仅教学生日语，还给学校的老师指导日语，她计划回国后也教在日华人学习日语，“希望找机会再来中国”。
实际上，日本早在2018年就已经决定要停止对中国的开发援助。2018年10月，安倍晋三在访华前夕，日本政府宣布将终止对中国的开发援助。当时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示，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平，这种援助不再有必要。
而在2008年，日本已经停止对华贷款援助，并且在随后逐渐减少对华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额度，并最终停止对华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从1979年起，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3.3165万亿日元贷款，实施了建设生活基础设施等231个项目，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的过程。
事实上，日本对华援助确实跟中国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
1978年，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日建交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并体验了从东京到关西的新干线。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多次表示愿意与日本展开技术和资金上的合作。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新干线列车
此时中日已经建交6年，但中国此前并没有向日本提出类似的合作，负责对华ODA项目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亚部长藤谷浩至表示，“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放弃了对台外交关系，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周恩来总理说，战争中最坏的是领导人，国民是执行者。这个想法在两国高层之间达成共识。不过，由于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中国的理念是自力更生，并没有要求对外援助。”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来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帮助。
1979年，中国正式向日本提出贷款请求，贷款总金额为12000亿日元，包括8个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经过日方考察后，日本同意了6个以煤炭开发和出口的项目，取消了2个水电站项目。
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宣布为了“维持和发展与中国的友好稳定关系”，愿意向中国提供经济开发援助。随后，日本政府正式批准首批对华日元贷款项目，总金额为3300亿日元，建设周期5年，用于6个大型基础建设项目。
▲1979年12月9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一行参观陕西省博物馆
只不过由于中国当时缺乏资金，这6个项目又改为了4个大型基础项目，即秦皇岛港、石臼所港、北京-秦皇岛铁路和兖州-石臼所铁路。
藤谷表示，因为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当时很多日本高层觉得应该多帮助中国发展。对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来说，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感情上，这都是一件好事，只不过这种态度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不高兴，很多周边国家担心日本对中国进行倾斜之后，会影响自己的利益。
为了打消这些担忧和顾虑，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发表对华ODA“三原则”：第一，不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援助和合作；第二，亚非各国（尤其是东盟国家）的项目不会受到影响；第三，日中关系不是排他性的，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协调之下才合作的。
不过，提到援助，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无偿捐赠。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无偿捐款，只不过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无偿援助只有12.24亿美元，只占了全部援助金额的5%左右，真正占大头的是技术援助和贷款。
和前面提到的最开始几个项目一样，在前期，这些贷款大多数都用于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在当时，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银行也会仔细研究中国当时制定的五年计划，让贷款的方向能够和计划相结合，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也都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承诺为中国提供7个项目4700亿日元贷款，4年后，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再次承诺从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个项目8100亿日元的贷款。这些贷款项目涉及码头、港口、铁路、水电站、电力、通讯等领域。
▲1980年携带物理探测器，来到中国东北帮助建造水库、开发三江平原的日本专家（中）
对于中国来说，尽管大部分不是无偿援助，但这些援助依然对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以北京为例，1984年的中日友好医院和1988年中国最早的康复中心都综合利用了无偿援助、技术合作、协力队等方式。北京地铁1号线东西延长建设事业，建设里程11站台，13公里，总利用日本贷款192亿日元，13号线也利用了日本提供的贷款，实际总投资892亿日元，ODA有偿贷款81.08亿日元。
而从全国范围来说，日本援助同样在各个方面发挥了作用。
截至2000年，中国铁路电气化里程中，有3842公里利用了日本贷款，占到了总量的25.8%。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359个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停靠码头，占全国总数的11%（2002年）。
日本为中国城市的下水道治理提供了大约2000亿日元的贷款，建造的污水处理厂规模占城市污水处理能力的16%。1993年12月运行的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建成时全国第一大污水处理厂，总投资66.9亿日元，日处理污水50万吨，利用日本贷款26.4亿日元。同期的北京市区自来水管道建设投资总额210亿日元，利用日本贷款154.8亿日元，第9自来水厂投资总额320亿日元，利用日本贷款146.8亿日元。
1999-2003年全国森林增加面积约为1600万公顷，其中通过日元贷款增加的面积为164万公顷，占10%以上。
1994年，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占到中国GDP的0.29%，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顶峰。
只不过，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式的变化，这种看似和谐双赢的合作也逐渐出现了各种矛盾和争议。
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对中国吃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贸易中毕竟是对手，这自然会影响到日本对中国的援助项目。1981年，因未能按计划购买机器，宝山钢铁厂一度陷入资金困境。
而且，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远没有解决，双方在教科书内容、参拜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上也开始不断出现各种矛盾，ODA项目尽管仍在推行，各种隐患也逐渐出现。
此外，尽管大部分贷款的利息都很低，但是在90年代，日元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中国借了日元贷款，日元升值的话我们要还的钱自然也会更多，毕竟中国没有欠钱不还的习惯。
1994年朱镕基访问日本时非常明确表示，“中国不希望看到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对我们而言还款债务就不得不增加了！”
而在1992年的ODA大纲中，日本政府提出了对外援助的 “四原则”：协调环境保护与发展；杜绝任何将ODA用于军事目的或加剧国际冲突的行为；密切关注受援国的军事开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武器进出口等状况；密切关注受援国推动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保护人权与自由的状况。
1995年8月，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冻结了除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和民间援助以外的所有无偿援助，援助金额也从1994年的约78亿日元骤降至约5亿日元。
日本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表示：“日本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对华ODA将不再用于经济建设，而会用于环保和其他领域。”
进入21世纪后，ODA项目到底还要不要搞的争论在日本国内一直没有停止。2004年，日本国会派遣议员赴华实地考察，之后决定终止有偿援助的部分——日元低息贷款项目。2005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在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贷款，但仍保留向中国提供以节能和环保为主的技术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援助对起步阶段的中国起到了非常及时的作用。而对于日本来说，援助中国也不是做好事不求回报。
首先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营造安定的周边环境，毕竟中国有太多的理由敌视日本。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曾经表示：“如果中日两国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从这个角度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两国的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亿日元。”
而且前面也说过了，就算是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时候，中国也让从来没有拖欠过贷款，可以说是非常优质的客户。2008年中日有偿贷款协议结束后，没有贷款的中国成了ODA的纯还款国，直到今天，中国仍然在按时归还剩下的本息。
此外，这些贷款是日元，自然会优先购买日本的产品、设备以及技术服务等，既能扩大日本商品的出口市场，也能为日本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八九十年代，日本的电视、冰箱、洗衣机、汽车、收音机不仅占据了中国的大街小巷，而且在中国人心中简直位于鄙视链顶端，很难说中国和日本究竟谁获得的好处更多。马来西亚前首相拉赫曼曾说：“日本援助一份进来，至少要赚二倍回去”。
另外，还有很多人觉得日本对外援助相当于变相的战争赔款，这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概念。
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合约》规定，日本必须向其二战时期侵略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支付赔偿。只不过根据合约规定，日本支付“赔偿”应当以提供 “生产”等服务方式而非直接提供货币的方式进行，且同盟国应考虑提供给日本用于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经济增长，被日本官方总结为对外援助的 “日本模式”。
日本首先与受援国签订赔偿或经济合作协定，并承诺为受援国修建道路、发电厂、港口等基础设施，受援国有极大的动力来为日企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与此同时，随着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日本国内的私营部门也更有动力通过与ODA的合作途径或自行进入的方式前往这些国家投资，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贸易与经济发展。
这基本上就是互惠互利的生意，跟赔款简直八竿子打不着。
2018年日本宣布终止援助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对中国的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愿意同日本就继续开展合作保持沟通。
所以，中国人可以感谢日本为中国发展提供的帮助，但感激涕零就大可不必了。
而真正应该感概的，是中国和日本紧密合作的黄金时期多么宝贵和短暂。前首相大平正芳当年虽然促成了日本对华援助，但也曾经感慨说：“现在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30年、40年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
出现问题的原因当然很多，有些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增多的市场竞争，有些是因为历史原因，而有些因素，则存在于中日之外更大的环境中。
如今虽然援助已经停止，但JICA理事长北冈伸一对中日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应将作为经济强国的中国视作日本的优势。日中做邻居共同相处了两千多年，我们早就习惯旁边有个庞大的中国了。我们必须探索出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方式。”
1987年，松下公司在北京成立显像管合资工厂，在日本企业中率先启动了在华生产。据说厂房建成的时候，松下幸之助表示：“如果中国有一天追上了日本的技术，开发了日本没有的新技术。那个时候，请把技术卖给松下电器。”
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合作带来的好处都非常之多，如果没有场外因素干扰，这种合作也没有什么难以跨越的阻碍。至于将来究竟如何发展，这就需要两国共同的智慧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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