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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濑户内海工作的三个月,我和日本同事市川先生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2020-4-20 10:31:20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原创 Shmily 三明治




文|Shmily


编辑|胖粒


“Shmily桑,差不多下班了吗?“ 市川先生在我身边小声地问了一句。


这个周末我就要离开这个项目组了,我正在赶最后的文档。市川先生是我在这个项目的小组长,几天前和他约好了今天晚上吃饭道别。我这样一个被动的人,今天的晚饭却是我提出的。否则不会发生的,我觉得。


走出大楼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我裹起了围巾。


“还是叫辆车吧。“ 他说。在公共交通和行走力都异常发达的日本,出租车是奢侈品。


我们到了高松港的一家落地窗装饰的餐厅,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样子,推门一看我才知道是意大利餐厅。


“他们9点之后就不接待客人了,所以不好意思刚刚催你下班。” 市川先生有些拘谨地想要表现出那种在fine dining的餐厅里应该有的绅士的样子。同时又有点不知所措。“不好意思,这应该是这里最好的西餐厅了。我知道你喜欢日本食物,不过我还是想带你来试试。”


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这里能看到海呢,只不过现在天黑了。” 市川先生显然对于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表示歉意。


日本人总是能够让你觉得天上星星没有掉下来都是他们的错。


我望了望窗外,海上的夜其实是最沉寂与黑暗的,想要吞噬你的那种。除了港口灯塔一闪一闪的那一点红色,什么也没有。



我是三个月前来到日本四国的这个小城的。没想到高松竟然和上海还有直飞的航班。


来之前,四国出现在无数夏季的爱情日剧里。镜头里总是晃着亮眼的阳光,聚焦在延着尾道今治线骑自行车飞奔的男生女生身上。坐在下滩车站前的座椅上面对濑户内海的情侣们,他们即使沉默,面前的海浪与日落也可以代替他们澎湃的内心说话。



夕阳下的濑户内海


在我和先生决定搬去加州之后,我突然接到了一个任务。去日本高松参与一个项目末期三个月的收尾工作,做数据顾问。


由于工作关系,过去五年多我在欧洲,美国都长短期地工作过,亚洲也去过了几乎叫得上名字的国家出差。而唯独日本,由于她特殊的语言和几近苛刻的要求,一直都只有当地的同事才能参与项目。前两年日本市场突然发展起来了,人手紧缺,紧急向中国借人,作为少数几个可以用日语作为工作语言的顾问,我才有了这个第一次。我一直特别期待能回到这个国家做一回上班族,来弥补当时在这里毕业之后没有尝试着工作的缺憾。


甚至没有多考虑,我推迟了加州这边的入职时间,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从东京转机。我曾经在这里念了三年研究生。在毕业后的这五年里,我时常会回东京看看朋友,去以前常去的那些个小酒馆。偶尔也会回学校,看看年轻的面孔写满了梦想。每年春天的时候,校门口的那排樱花树是我心里赏樱的最佳场所,开满了樱花的树枝会微微垂下,轻轻地挂在路灯上。一到了晚上,路灯的暖黄色照着淡粉色的樱花,背靠着铁锈红色的路灯,给了初春的这个城市一点温度。


如果说上海是我的家,那东京就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栖息地。她也许很繁忙不符合通常人们所想的那种宜居养老的城市。可是20多岁的我一在这个城市住下,就发现自己身体里面与她的契合。适度的社交恐惧和自由并存,高度的自律和细致周到。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心无旁骛只专注自己的事,而又很敏感,能够察觉到你的细微末节。


在这里不会耍小聪明也没关系,只要努力总会有所收获。以前热血日剧里那些励志的剧情,直到生活在这里的时候才发现那并不只是电视剧。


次日一早和东京的同事约好在羽田机场接头。出发前同事的邮件里写了早上几点几分在羽田机场第几航站楼的第几台时钟下面,并附上了羽田机场的示意图,用红色圈出了时钟的号码。


我自诩处女座细节控,但面对这样的仔细还是深呼吸了一下。很久没有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了,有些担忧也有些兴奋。


高松和我想象中相差并不大。日本的小城镇大多长这样,有一条汇聚了各种门店的主街,基本上可以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干净的街道上有骑着自行车的中学生,低头赶路的上班族,也有梳着干净发型拎着购物袋的老太太。



我迅速进入了项目,在简短地介绍之后,同事把我交给了数据组的组长市川先生。


那是我第一次见市川先生。白色衬衫遮掩住了微微的啤酒肚,看上去和电车上十个人里面你能遇到五个的那种拼命三郎类型的中年上班族并无二致。打招呼都需要鞠半个躬,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感。


还有组里的另外三位组员。平田君吹着有点滑稽的发型,明明是消瘦的个子,头显得很大。


田中先生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来自“乌冬县”。田中先生是当地人,在高松生活了大半辈子。“香川县的特产是乌冬。” 田中先生解释道。“下次带你去吃好吃的乌冬面。”


三友先生,我一开始有些好奇他总喜欢咯咯咯地笑。后来我知道他也是处女座,有些婆婆妈妈的大叔,经常开玩笑。我喜欢叫他“三友老师”,因为我在早大也有一个教授姓三友。自那以后他经常拿这个跟人自嘲,“我竟然和她的教授叫同一个名字”。


虽然知道这是“习俗”,但是为了我而办欢迎会,还是让我有点紧张。特别是市川先生还邀请了客户。


终于可以聊工作之外的事情了。非常擅长“读空气”的日本人自然读到了我左手的戒指。问我怎么会一个人来到这个乡下来做项目。在日语里,这叫“单身赴任”,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在日本男性身上的,在它背后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太多,甚至被当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


我并没有想好怎么回答。我说,我喜欢日本。这是真心的,尽管被他们当作是一句非常客套的话。


“啊,是因为喜欢漫画吧。” 在日本人眼中凡是说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因为漫画。我笑笑说,并没有。


“Shmily桑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吗?“


“我喜欢跑步。“ 我说出这句话之后感觉好像很贫瘠。


同为东亚人,接近的肤色体型甚至是五官,我经常会感受到来自大和民族的一股气流。对待每一件事情都能那么认真,包括运动这件事。平时加班再晚,周末都要爬个山,去网球合宿,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马拉松。有小孩的家庭更甚,路边的小山坡下经常有陪小孩练投球的爸爸。


“我爬过富士山。“ 终于能讲一件我挺自豪的事儿了。


“真的吗?登顶了吗?太厉害了!“ 讲起富士山,日本人都好像要坐直了才能配得上谈论这座山。那是每个人心里无可替代的信仰。


回想起那一次登富士山,是在东日本大地震后一年的那个夏天。其实那次是个特别随意的决定,就连出发前都还没有决定是去看花火大会还是登富士山。起初并未抱着必须爬到顶的信念,只不过在逐渐向上的过程中,脚下的路越是艰辛越是想再向上去看一看。


最后我在富士山上看到了在山脚下绽放的花火大会,和仰头就能触手可及的银河,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体会。


日本人喜欢登山,而登富士山就像是成人礼。从那一天起,你才是一个真正可以走进社会,站在天地之间的大人了。


市川先生已经和客户领导喝得面红耳赤了。


这个时候平田君悄悄地对我说,“我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开过组会了。” 我有些不解,“是Shmily桑你来了之后,市川先生才找到机会开组会了吧”。


平田君是90后,我知道以后就很想在他面前摆出前辈的样子。“我好歹也是昭和出生。” 昭和这两个字念出来都好像能感受到是一张泛黄的纸。


平田君装模作样鞠了个躬,尽管我还能看到眼睛里面写着傲娇。


像平田君这一代的年轻人在日本被称作“宽松世代”,就像我们的素质教育,为了更多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减轻了应试教育的负担。在老一代人看来,“宽松世代”的小孩学习态度总是不够端正,工作起来也是自我中心。


很快我就进入了朝九晚九的生活。从酒店到客户大约有一公里多的路,在那三个月里,我也加入了行走力发达的上班族大军。每天来回走40多分钟,是我工作日唯一的锻炼了。


每次早上踩着点到,处女座大叔总会咯咯地笑。我心虚地说,“对不起,今天又错过了一个红绿灯”。


中午只有一小时的午休,除去走路和等候的时间,吃午饭时间很短。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吃完,日本上班族的吃饭速度惊人。


刚开始市川先生会问我想吃什么,我是一个不挑食的人。加上日本的食物就算是路边的小饭馆也怎样都不会踩雷。“吃什么都行。实在要说什么偏好的话,和食就好”。


他们会每天带我去不同的餐厅,定食、拉面、中华料理,或者特产乌冬,一周都不会重复。第二周来临的时候市川先生问我,上周的那几家餐厅,你最喜欢哪一家。我想了想说,海鲜食堂吧。于是在那之后每周三都是铁打不动的海鲜食堂。


平田君每周大约有两三天有“爱妻便当”。我经常嘲笑他新婚燕尔,吃便当的时候幸福都写在脸上。而午饭大军一旦有平田君加入的那几天,就成了尴尬的5个人。有一次在拉面店,刚好只剩一个四人位了,平田君自觉地走向吧台座。我还给他寂寞的背影拍了个照。



平田君落寞的背影


有一天他们带我去一家叫武内食堂的小饭馆,那里只经营一种食物 —— 当地名物黄油鸡肉盖饭,听起来就是热量满满。盖饭的肉量饭量都非常惊人,还可以自助加咖喱吃到饱。


和一般的日本餐厅不同,店内装饰简陋,操作也非常简单粗暴,冰水咖喱加料都自己来,店主大叔从接客点单炒菜盖饭到收钱一气呵成。回顾四周,店里客人大多是脖子上披着毛巾的体力劳动者,也有一些穿着衬衫的上班族。而女生,很可惜只有我。


这样一碗只要700円的盖饭能量十足童叟无欺,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完全能抵上大半天的能量。我本着不浪费粮食以及尊重店主的原则,努力吃完了一碗,关键是确实很好吃。但是非体力劳动的我还是觉得太撑了。


新的一周来临,市川先生照例问我最喜欢哪一家,我说都挺好吃的。这是真话。市川先生觉得有点难办,于是换了一个问题,那你觉得哪一家你不怎么想吃。我想了想说,那就武内食堂吧。不是因为不好吃,只是实在不想站一下午都消化不了。于是一直到我三个月以后离开这个项目都没有再去过一次武内食堂,甚至都没有人提起。而我后来知道,这本来是他们每周必去一次的餐厅。


两周后项目经理找到我,关心我是否还适应在这里的生活。项目组女生不多,大多是刚毕业的新人。尽管现在日本女性越来越多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尤其是在东京。不过像是这样每周需要出差到客户这一类的工作,女生的比例就比较低了。


“他们说自从Shmily你来了之后,数据组的气氛变得柔和了很多。都开始开例会了”。


我一直声称自己不吃晚饭,其实是下班晚。并且我很享受下班之后走回酒店的那一段路,你可以随时走进一家有趣的小店逛上20分钟。是的,只有20分钟,他们就要关门了。


我太喜欢那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店了。我总忍不住要走进那家小小的茶叶店,就算是闻一闻茶的香气也是很幸福的。还有手工制的walking shoes (步行鞋),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脚型,制作最适合你走路的鞋子,同时依然满足式样的需求。


有一次下班路上遇到了处女座大叔,他笑呵呵地拿着“天下一品”的集章券准备去吃拉面。“今天再盖个章就盖满10个了,下次可以免费换一碗拉面。”


“Shmily桑要不一起吃?这个拉面连锁店里排第一哦。“ 日本人随便什么东西都喜欢排个名。


我说好,正好我也想吃点热的暖暖身子。


第二天处女座大叔无意炫耀起昨天多集了一个“天下一品”的章,“是Shmily桑给我的。她反正集不了那么多。”


“诶?你们昨天一起吃晚饭了吗?“ 市川先生有点惊讶。我有点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像之前我骗了他一样。


“Shmily桑你要在酒店住3个月,酒店冰箱里一定囤满了啤酒吧。“处女座大叔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自那以后,市川先生好几次都假装在下班路上“偶遇”我。走着走着会说,“啊,肚子饿了。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虽然打破了我每天下班逛茶叶店的惯例,不过市川先生会告诉我延着这条街走不会淋到雨,而那条街有一家不错的超市,常常在9点以后还有当日的寿司贴半价标签。


有几天下班特别晚,主街上的店都关门了,非常冷清。市川先生带我到旁边的小巷子,好像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家挨着一家的居酒屋或者深夜小饭馆,越是到了晚上越是热闹。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小坡镇到了晚上还能有这么多人。


市川先生带我去了一家叫おふくろ(日语:老妈)的家庭料理店。已经晚上10点多了,却只剩下吧台的位子。固定的菜单上只有10余种浓汤,除此以外,店主阿姨每天会不固定做一二十种菜,都是日本家庭常见到的料理。市川先生随便点了几个,味增煮青花鱼,炖土豆猪肉,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食物,每一样都好吃。


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小饭馆,隐藏在主街延伸出去的小弄堂里。门外只有一个小看板,门里面却坐满了人。日语里有一个词叫“地味”,就是土气的意思。但它不像翻译的那样是一个贬义词。“地味”想表达的是不起眼的朴素的,就像泥土的气味一样。尤其适合形容这个小城镇的夜晚,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饭馆,和吃着平凡家庭料理的我们。


后半夜客人少的时候,店主阿姨会问你想吃什么,她会按照现有的食材做,就像深夜食堂。市川先生经常午夜过后来这里,就像店名一样,店主阿姨会用看孩子的目光看着你,问你够不够吃,好不好吃。


让我想起我几年前在东京上学的时候,一开始住在有“寮父寮母”的宿舍里。寮父负责每个孩子在宿舍的安全,寮母会给你做早餐和晚餐。


宿舍大多数住着来东京上学的日本女生们,留学生比较少,像我这样课时不固定的研究生更少。我偶尔在赶论文的第二天早上睡过头,奔到楼下吃早饭的时候寮母会一边叫我别着急慢慢吃,一边叮嘱我下次早点睡。在我有晚课的时候也会给我留一份饭。


他们像父母一样照顾你的生活,而与中国式父母不同的是,你的生活是自由的,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而每个人又是绝对自律的,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样的思想根深蒂固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里。这也导致了日本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适合所有人生存的。


曾经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大街上都看不到残疾人,而日本却那么多。几乎任何公共设施都是对老人或是残疾人友好的,让他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的生活。而实际上,他们也都是普通人。


我好像慢慢也理解这个国家少子化老龄化的根源。因为在一个人生活怎么样都便利,都不会麻烦到别人的社会里,最终选择一个人生活有什么不好呢。


“市川先生经常工作到那么晚吗?“ 我觉得自己9点下班已经是极限了。


“是啊,每周三晚上的组长例会是10点开的,经常开个1、2个小时就过半夜了。“ 我心里暗暗想,虽然自己一直想着回来当上班族,可是如果真的每天生活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当现实残酷地照进理想里的时候,会不会就此摧毁了理想。


现在每行每业都变化得太快了。在很多国人的观念里,很多东西能用就行了,概念比生产更重要,这也体现在了许多国内企业以及产品身上。反观我们公司是个德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有个相通点是追求质量。过去几十年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都是优质的代名词,可是现在不行了,德国人太慢了。如果不能像中美那样为了速度牺牲一定的质量,在将来是一定会被淘汰的。而日本在追求质量的同时还不想放下速度,那么就需要用千千万上班族的加班来换。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必须要有所牺牲。我也说不清到底哪一种才是好的。


市川先生是见证过日本光辉的八十年代的。而等到他开始独立谋求生活的时候,却刚好是泡沫经济崩塌,光芒散尽的年代。从小父辈祖辈只向你传递一种讯息,只要努力做好手上的这门手艺一辈子,就能过好这一生。很多老一辈的日本人一生都只服务于一家企业。跳槽这个词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严肃而谨慎的,往往带上了负面的色彩。


而到了市川先生真正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和老一辈们说的不一样了。你可能必须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结婚生子之后,又必须付出更多倍的努力才能让一家人过得还算不错。


他是前几年跳槽到这家公司的。在坚守匠人和追求革新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市川先生在加拿大埃德蒙顿附近的一所大学短期留学过。因为太喜欢绿山墙的安妮,一个人去了爱德华王子岛。


“那里真的是我去过最美的地方。”市川先生望着手中的啤酒杯。


去了爱德华王子岛,你会发现原来童话里的那些真的是可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你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外人。这个岛上就应该只有灯塔、风车和沿着海岸线奔跑的红发小女孩。你会忘记你来的地方那些庸碌的事,那些难以处理的人际关系,那些生下来就逃不掉的社会压力。


而现在的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是家庭,每周到客户这里出差,周末陪伴家人。这周末要带家里的小女娃去参加”七五三“的节日。“七五三”是日本一个传统习俗,小孩到了三岁、五岁和七岁的时候,父母会带他们去神社参拜。据说是因为在日本有一个传说,七岁以前的小孩都是神明的小孩。所以父母都希望去拜拜神明,祈求孩子们健康长大。


我们都是咖啡爱好者。聊到了我喜欢的蓝瓶子咖啡,就在我要去工作的加州小镇上有一家,斯坦福大学街上。市川先生说,你知道吗,我住在清澄白河。我一下子快要尖叫起来。蓝瓶子咖啡在日本的第一家选址,就在清澄白河。也是我一直想要住在东京的首选,不拥挤不嘈杂。更重要的是,它延着隅田川,一直通往东京湾。我喜欢沿河的地方。


吉祥寺、下北泽这些所谓下町风的文青小众景点已经被玩烂了,清澄白河还是一片净土。


市川先生羡慕我去过那么多国家,却不理解为什么我最喜欢的还是日本。我们好像处在互相羡慕的现实里,我们都觉得对方的生活才是好的。


上次欢迎会之后,市川先生就和北浓先生一起计划着要带我去爬山。北浓先生是京大出身的登山健将,做事条理清晰,周全细致,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典范了。


北浓先生几乎每一个月都要去爬山1-2次,早已征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山。什么季节和天气适合爬什么样的山,哪条登山道美景与挑战并存,他都了如指掌。


寒风山是四国石鎚山脉中的一座,海拔1763米。12月的天气登寒风山,虽然远不及富士山那么高,但是山上还是零下一二十度。


我担心自己没有带够防寒的衣物,北浓先生提出可以借他太太的全套给我,加上冰爪、登山杖等工具,我都不需要担心。我去买了登山鞋,毕竟鞋还是需要合脚,否则容易受伤。


为了周末的天气好,市川先生每天要刷三遍天气预报,就差点要去神社里拜拜了。


那一天终究还是下雪天。


我没有爬过雪山。我穿上北浓太太的速干运动衣和轻羽绒,外面套上自己的外套。北浓先生为我的登山鞋绑上了防滑冰爪,金属的冰爪非常重,像是上了负重训练。走了一段路之后我拿了下来,刚开始上山这一段我可能还不需要冰爪。摘下冰爪之后顿时轻快了不少,蹭蹭蹭我就走在了前面。市川先生有点喘气了,北浓先生还表扬我上山节奏把握得不错,否则下山天黑就危险了。


我的头发太长,大雪飘在我的头发上都凝固住了。气温太低,雪没有融化,渐渐地就把我的头发都冰成了一根根棍子。雪越下越大,地上的路也渐渐看不清,有时候你会分不清你脚下是平地还是坑,都已经被雪覆盖了。还好新下的雪比较松软,不容易滑。


登山道上的指示和设备都很成熟,但又有一定的难度,好像你在未知的游戏里探险一般。到达一片平地之前你也许需要寻找挂在山坡上的绳索,需要踩实每一块被当作台阶的石块。冰倒挂在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上,山上的植物早已没了颜色,目光所及之处非黑即白。


终于到了山顶。北浓先生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件件的东西,咖啡壶、小火炉、滴滤咖啡和茶包,像是多啦A梦的口袋。我惊呆了,早晨5点就起来集合的我此时迫切地需要一杯热咖啡。


我的手机早就受不了山顶的温度罢工了,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为何北浓先生胸口背着个一个小卡片机。热咖啡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全身的神经都放松了下来,它的热气延着我的鼻子往上冒,刘海上的冰也被融化成了水,贴在我的脸上流下来。


我想这真的不只是一种仪式感。我钦佩日本人能透彻地看到在生活的每一处什么才能打动人心,并且可以把这些都默默地为你准备好。


登山的这一路,和他们平日里对待工作与生活一样,会陪你走好每一个细小的步伐,照顾你每一个微小的情节。但与此同时依然保持着每个人的独立性。当然会有苦难的时刻,冷风带着雪花吹得你睁不开眼的时候,会在脑海中犹豫千遍想要放弃。可是当你回头就看到还有队友在身后,在你到达一个阶段的时候,在登顶的时候为你庆祝。这个对灾害都能习以为常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在山顶我们坐下来休息进食,不到半小时就把我爬半天山所积蓄的能量用完了。我觉得再不动起来我的身体就要冻僵了。


下山的路果然更加险峻,我走得非常慢,但还是免不了会滑。这回我绑上了防滑冰爪,每踩一步都重重地把冰爪扎进雪里,等到另一只脚站稳了,再把那只冰爪拔出来。


就这样我们在天黑之前顺利下了山。坐回温暖的车里的那瞬间感觉刚刚去打了一回怪兽,浑身精疲力竭但是酸爽无比。



拉着山坡上的绳索缓慢下山


终于还是到了最后一周。周末就是圣诞节了。日本人对于圣诞节有种执念,主街上的中心花园一个月前就装饰起了圣诞树,到处都是节日的模样。我去那家茶叶店买了许多新鲜的茶叶,很满足。


周五下午5点,我发完了最后一封邮件。奔到对面的酒店取前一天烤生蚝趴被熏得都是味道送去清洗的衣服。终于有一天,我可以和大部队一起,坐同一个时间的航班回东京。


临走的时候我送给田中先生一罐绿茶,上面写着“笑笑玩玩”,还标记着中文的发音。我祝愿你新的一年可以实现这个心愿。


处女座大叔还是咯咯咯地笑,他说圣诞节计划了和女朋友的旅行。要去长崎的游乐园看烟花,他准备在那里向女朋友求婚。50代的恋爱原来也可以这么幼稚。


平田君说下一次如果他坐飞机到上海上空的时候一定会发送一个电波给我,告诉我这个讨厌的家伙要来了。我笑着说,“好的,我等你的电波,bye bye。” 说得好像下周还要再见一样。


市川先生带我去坐机场巴士,塞给我一盒巧克力。“再多长点肉吧”。


直到开始登机,ANA(全日空)和JAL(日航)的登机口在相反的方向。市川先生笑着说,“你看你们坐JAL(日航)的都是20代的年轻人,比如长泽小姐呀、松田君呀”。


“那我们将来有缘再见吧。” 我鞠了一个长长的躬。


我用这个民族的方式向市川先生,也向这三个月的自己道别。“


原标题:《在濑户内海工作的三个月,我和日本同事市川先生|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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