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柳青）：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日前在北京与二战期间被强征至日本的部分中国劳工受害者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协议，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将向中国劳工受害者提供赔偿金，并将建立纪念碑以及成立专门基金以寻找其他受害劳工或其遗属。然而，有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团体及部分中国赴日劳工受害者表示，此次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的和解“缺乏诚意”，并仍将继续对日索赔的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认为，应该尊重各个民间对日索赔不同团体乃至个人之间的不同诉求和选择，但是这些差异不会影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进程。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三菱材料）此次和部分中国劳工受害者达成的协议中明确，认定受害者方面的对象为３７６５人，三菱材料将向受害者或其遗属以每人１０万元人民币的标准进行赔偿。此外，三菱材料还将支付１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６０４万元，在劳工受害地修建纪念碑，并设立２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２００万元的专门基金，帮助寻找和调查失踪受害者。据三菱方面介绍，此次和解对象曾在北海道的美呗煤矿、福冈县的胜田煤矿等１０处被强迫劳动，３７６５人中目前确认的幸存者有十几人、遗属约一千人。

来自河北省秦皇岛的杨维纯是中国劳工受害人的家属，他的父亲杨秋顺在１９４４年被强掳到日本北海道大夕张一座矿山成为劳工。现年６６岁的杨维纯介绍说，当时他父亲所在的村庄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的共有９人，在经历种种非人待遇之后，战后仅有３人返回中国，他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老人在１９８９年已经去世。杨维纯说，他作为受害人家属参与了长期的索赔历程，才达成了现在的和解协议：“为什么同意？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追讨了十几年了，日本三菱公司已经向咱们中国人认罪了，赔偿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

１９４２年，由于战时劳动力紧张，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到１９４５年５月，强行从中国移进劳工近４万名，包括战俘、强行抓捕的农民、学生，分散在日本全国１３５个作业场，从事重体力劳动，中国劳工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亡。

６月２日下午，杨维纯所属的的二战中国劳工受害者河北三菱分会与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席会、二战中国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等民间对日索赔团体在北京向媒体表示，此次与三菱材料达成和解协议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取得的一次阶段性成果。

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席会秘书长戴秉信介绍说，由于时间久远，资料不全，目前他所在的团体确认的受害人或是遗属只有数百人。根据和解协议，三菱公司对赔偿金的发放期限初步定为５年，戴秉信说，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确定全部３７６５名受害人员的名单，把赔偿金发放到位：“今天我把（手机）号码也公布给社会了，这样有便于更多地查找受害者家属。赶紧成立确认委员会，成立确认委员会以后，陆续地确认以后，尽快地能够发给大家。”

据了解，２０１３年３月，包括戴秉信的团体在内的五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团体组成三菱受害劳工代表团，向三菱公司进行交涉。由于不同意三菱公司提出的和解协议条件，五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团体之一的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劳工分会在２０１５年２月退出了协议进程。二战中国劳工张世杰的儿子张杨表示，他本人无法接受此次三菱材料和部分中国劳工受害者达成的和解协议：“要是按它这和解，早和解了。主要咱们想让它道歉，向中国人认罪，其实赔偿是小事儿都是。都打了多少年了我爸都上日本去了三回了，光跟日本打官司，这回这么草率的解决真有点接受不了。”

２０１４年３月，张扬和部分居住在北京的二战时曾被三菱公司强掳至日本做苦役的劳工及遗属提起诉讼，并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这是国内法院首次受理二战劳工诉日本企业案。原告代理方、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６月１日发表声明，表示三菱公司回避事实回避责任的所谓“和解”缺乏诚意。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康健律师表示，未来还将继续推动相关诉讼程序：“它（三菱公司）本应承担的是加害责任的赔偿责任，但它变成了为了中日友好，就是前面的债还没还，就友好，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如果要想真正的和解，应该抱着一个求得受害者宽恕的心态和立场，不应该附条件的，而且对事实应该坦率的承认，对责任应该坦率的担当。我们当然还在继续诉讼了，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委托人的选择，他们不接受这种没有诚意的和解。”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中国慰安妇、劳工等群体开始了对日索赔之路，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日本法院受理的１４起中国劳工诉讼，有１２起发生在１９９７到２００７年的十年间。其中，有５起上诉到了日本最高法院，３起曾在一审或二审阶段胜诉。２００７年，随着中国劳工诉西松建设案终审败诉，日本法院实际上已关闭了司法解决的大门。与此同时，中国劳工受害者团体也一直在和三菱材料公司等企业展开个别谈判，继续推动民间索赔。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表示，应该尊重中国各个民间对日索赔团体乃至个人之间的不同诉求和选择，但是这些差异不会影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进程：“如果没有这些在坚决要求在北京走法律程序的这些压力，那三菱公司也不可能，或者也很难像现在这样和中国的受害者、遗属达成和解。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终点。我们必须让正义、让民族之间的和解，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否则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很现实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只是三菱公司，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公司对中国劳工的加害，如果其他的日本企业也能效仿，主动提出来我跟你们和解，承认历史罪责，那我认为对中日关系整体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