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日本影视剧影响深远

记者：您出国的时候，中日关系交流状态是怎么样。

董凡： 在80年代，我们看了很多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例如电影《追捕》、《幸福的黄手帕》、电视剧《血疑》等影响了我们很多人。另一方面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就是电子产品，那时候大家找外汇卷想购买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电视）几乎全是日本产品。当时，中日关系也非常融洽，而且在文化、经济、政治这三个方面的交往都非常频繁。

记者：刚到日本对日本文化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吗？

董凡： 在日本，我觉得没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我刚去的时候，在日本青山大学院学生食堂打工，学生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是自助餐。我经常吃的肚子撑得难受干不了活了，然后发现日本人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于是就领悟到不能多吃，吃多了干不了活让人瞧不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觉到日本人不以胖自豪，还是瘦点好。据我观察，很多从日本回来的都比较瘦，很少有胖的。刚开始最不习惯的就是住的地方，是一种木质结构的简易公寓，房间的地板是榻榻米，房间面积只有3贴半（约合5.77平方米），当时我和一个一起去的北京同学住在一起，非常狭小，但是我感觉那个环境非常干净。

■参与拍摄电影《暖》 获东京电影节大奖

记者：在日本学习和你后来走向影视专业有什么关系吗？

董凡： 其实没什么关系，我是学法律的，我父亲当时是学外贸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学经济专业。日本的大学里经济方面的专业还是比较多的。我当时为了获得签证，就随便选了一个专业。

董凡先生参与拍摄的电影《暖》获东京电影节大奖。

记者：后来你就真的在那边就业了是吧？

董凡： 是的，在日本留学4年之后就工作了，在JCB公司就业，该公司和NHK有些文化交流业务。一开始，我做文秘工作比较多一些，主要打一些文件、合同之类的。后来该公司就跟中央电台、NHK牵线拍摄一些电视节目。中日合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叫《大地之子》。这个电视剧拍摄完以后我就回国了，因为在中国国内也需要做很多事情。96年的时候 ，NHK又搞了一次大型活动，是和四川电视台合作，从重庆开始一直到湖北宜昌4天不间断全球直播沿途风景。当时被载入了迪尼斯世界大全。在此之前，日本从没出动过超过100人（记者，摄影师，导演等）到中国来拍节目，而中方也出了不少人，差不多两方加起来有400人左右。拍摄期间我们租了3条大船进入三峡进行拍摄，三峡两岸也有好多摄影师在摄像。这次有关三峡纪录片的卫星直播，对中日两国影响很深远。这个纪录片播出之后，日本马上就有一个财团到中国来考察，考察之后马上就与中方签署了贷款协议。之后，我们1998年在广东深圳\珠海还筹办了西城秀树演唱会。其实，我回国之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主要做的就是中日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时间是拍摄专题片，还有拍摄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引进了好多动画片、电视剧，其中就有日剧《血疑》的再次引进，在天津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非常高。那一年是温家宝总理访日的破冰之旅。另外，也有文化出口，比如《我爱北京》、《有话好好说》等。

记者：您参与拍摄的电影《暖》曾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拍摄情况。

董凡： 2001年的时候，我们想拍一部电影。当时中国的电影市场不是很好，有了想法之后就买了很多作家的小说回来看，其中就看到了莫言的短片小说《白狗秋千架》，我看了之后就感觉特别适合拍成电影，而且特别激励和震撼。正好，那年春节的时候有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春节去东北访问莫言，坐在一起吃饺子，我当时就想莫言在日本挺出名的。这就给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就是找导演。我想起来霍建起的一部作品叫做《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票房非常高，就赶紧跟霍导联系，并一拍即合。拍摄期间比较顺利。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推出来那年正好是03年非典那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是11月1日-5日。金鸡百花奖是10月底。我们先参加金鸡百花，拿了一个大奖，金奖最高奖、一个最佳制片奖、一个编剧奖。然后紧接着参加东京电影节，拿了一个最佳影片奖（金麒麟奖），还拿了一个最佳男演员奖。里边演哑巴的是个日本人香川照之。金麒麟奖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获得，填补了一项空白。

电影《暖》获东京电影节大奖后演职人员举杯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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