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季彬摄

    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清川佑二。季彬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谁将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执牛耳者”？这已成为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过程中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11月24日,“中日青年经济领袖对话暨中日企业家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两国的经济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双方企业在哪些新领域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对于关心世界经济未来的人们，这些话题值得关注。

    日本对华投资的“三次高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介绍，从1979年开始，已经有两万多家日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经济活动，其间经历了“三次高潮”。而在目前，日本对华投资则处于“低潮期”。

    第一个高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向沿海经济特区的资本投资；第二个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这两次投资，在经营方式上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主的“合资时代”，通常是日本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各地建立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加工型基地；第三次高潮在2001年后，到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65.3亿美元。这期间，投资方式以日方独资企业为主。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向研发、销售、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发展，可称为“市场获得型投资”。

    统计显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大部分获利丰厚，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度过衰退期，实现复苏和增长。同时，对中国经济也作出了贡献，表现为：其一，缓解了中国的资金不足；其二，促进了技术水平提升；其三，促进培养了经营管理人才和创造了就业机会；其四，促进了中国外贸发展。

    不过，200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6年新增项目下降了20.8％，实际到位资金下降了30％，2007年下降了22％，2008年稍微有一些恢复，也仅仅是1．7％的微弱正增长。

    张季风认为，中日经济这种徘徊和低迷状态双方都有原因。从日方看，首先是连续高增长以后的周期性调整。其次是分散风险。比如，日本企业加快了对印度的投资，2006年对印度投资636亿日元，到了2008年达到8089亿日元，超过中国。

    从中方看，国内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利用外资从“增加数量”向“提高质量”转换，开始拒绝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复投资企业。另外，沿海地区电力、用水短缺，地价上涨，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实行了“两税合一”，这一系列政策调整，都对外资的随意进入构成限制，日本的投资自然也受到影响。

    新能源合作方兴未艾

    与会的多数专家和企业家都认为，在新形势下，中日经济合作需要拓展新领域、寻找新机遇。

    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清川佑二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资源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不予以改变，目前的产业、交通、生产方式不予以改变，世界经济不可能再次得到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文明”，特别是在经济、能源、环境（英文Economy， Energy，Environment）的3E领域，发展节能、新能源、摆脱石油依赖等的“绿色产业”战略，才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他说：“世界进入了‘产业文明转换期’的新时代。”

    事实上，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体验到了石油危机和能源稀缺的压力，并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创造节能、环保型经济。而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致力于推进环境友好型经济建设，尤其在当下更是大力推进新能源产业，双方的共同点非常多。目前，日本对华投资在汽车、高速铁路、节能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核电站等领域有很多机会。

    张季风表示，在政治层面日方已经提出了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倡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在经济合作方面，他建议当下最容易实现的是共同推动“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这也最能体现中日之间、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

    “东亚能源环境共同体类似欧洲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她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他说，“雏形建好了，再循序渐进地推进共同货币和经济共同体。”

    中国企业向日本学什么

    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倡议并不是最近。几年前就有日本经济战略家提出，日本经济要“身体在亚洲，大脑在美国”，就是高端技术要跟美国合作，产业要布局在东亚。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认为，日本因其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稀缺、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匮乏，需要把产业从本岛扩张到全球。布局越广，产业越大，风险就越高，需要战略后方的支援。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已经开始把中低端产业向韩国、东南亚转移，希望把东亚各国整合起来进行产业分工。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白益民认为，最应该向日本学习的是其“财团体制”。二战后，日本经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综合商社模式”，商社本身是产业、金融、商业的结合体，海军是商业，空军是金融，陆军是产业，可谓“海、陆、空三位一体”。这样，日本财团在海外扩张中一有动作，三军听命，进行“立体化商战”，正是用这一着，才逐渐在美国、欧洲的竞争对手面前占有优势。事实上，这种“财团模式”的价值观传承原本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依靠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协作的“体系作战”优势，才构筑了在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竞争力。

    有许多研究者指出，在东亚经济体中，日本一直以来以其优势地位占据着产业链的高端。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工业化成长道路上的技术、设备甚至是产品提供者。除了印度尼西亚靠石油贸易获得顺差，其他亚洲国家对日贸易都是逆差。

    中国对日贸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逆差，仅2006年就高达241亿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间逆差累计达812亿美元。白益民说，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对美的顺差——日资企业在中国组装产品卖给美国，中国只赚一些打工钱。

    即便现实情况并非对中国有利，但中方显然对“东亚共同体”的合作共赢前景表示乐观。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吉旺就表示，日本的工业企业管理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学习和赶超的最好目标，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日本经济提供了机会，日资企业可以在中国广阔的市场上获得更多利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头兵三一重工也表示，在危机的调整期，他们正在大力推进“精益制造工程”，加强内部管理和流程再造，而学习的榜样就是日本的“丰田制造模式”。

    白益民认为，形成“东亚共同体”之前，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产业军团”，只有这样才能与日本企业形成起码的平等和平衡关系。

    “如果是单兵作战，犹如以游击队去应对对方的集团军，不可能在谈判、合作中占据主动。”他说，只有整编成中国自己的“军团”，才能在共同体中获利，实现技术升级，与日本企业共同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业，进而在世界市场上占领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