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先生作为一代京剧大师，其英名已永垂史册。在梅兰芳的一生中，他曾于1919年、1924年、1956年三度访问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曾投下浓厚的历史印记。1956年的访日，是实践周恩来总理以民促官、半官半民的对日方针，通过中国国粹的出访，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除了日本顽固右翼势力，当时梅先生的访问的确是引起日本轰动，受到广大日本人民的欢迎。梅先生走访日本各地，与日本演艺界人士切磋演技，称得上是一次打破中日两国政治关系胶着状态的“破冰之旅”。

梅先生1956年的访日，作为一段历史佳话，现在提及的人较多。1919年4月，梅先生也成功地在日本首次进行公演。对于这一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件，其潜在影响甚至超过1956年的第三次公演。但很遗憾的是，对梅先生的第一次访日，现在基本上的研究视点局限于京剧走向世界这一点。即通过赞扬梅兰芳先生的个人努力及其卓越演技，来说明京剧终于征服日本,并由于这种京剧的成就被肯定，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气纷发、扬眉吐气。应当说，这种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笔者在下文中会提到，梅兰芳先生赴日公演，的确鼓舞了广大中国人的士气，恢复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但这里仍有一个问题无法得到解释：日本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梅先生访日是在4月，而5月份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五四运动，日本为什么要向梅兰芳先生提供一个舞台呢？这个舞台在中国人看来是作为振奋中国人斗志的典型象征的。那么，在日本人看来，特别是当时的日本当权者看来，他们又是作何算计的呢？

一

这里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邀请梅兰芳访日的是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此人在1916年就在东京创办了一家帝国剧场，作为天皇赐封的男爵，大仓喜郎在政界和财界拥有相当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影响力。大仓委托梅兰芳先生的挚友冯耿光先生，约请梅兰芳赴日公演。冯耿光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士官学校，在日本朝野中也能混个眼熟。但当时中国政局多变，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此事一度被搁置。之后亲日派的章宗祥、陆宗舆先后出任驻日公使。（这两人在五四运动中被北京学生“猛轰猛奏”，最终被罢免下台，这是后话。）日方又极力邀请章宗祥、陆宗舆从中周旋，促成此事。1918年，大仓喜八郎亲自赴北京登门拜访梅兰芳，当时梅兰芳欣然受诺。在谈到出演的报酬时，梅兰芳提出演一场2000日元的要求。当时的1日元，如果按现在的货币价值换算，大约是1万日元，也就是说，梅兰芳提出的是破天荒的出场价。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大仓喜八郎应该是无法接受这么种苛刻的条件，毕竟，日本观众对京剧能否接受尚是个未知数，这票房价值实在是难以预测。但大仓喜八郎好象根本不在意这点，当场拍板答应梅兰芳的全部要求。

1919年4月下旬，在帝国剧场一再催促之下，梅兰芳一行30余人动身前往日本。4月22日抵奉天（今沈阳）后，改乘南满路铁于23日到安东，过鸭绿江桥入朝鲜、24日抵釜山、改搭轮船至下关。之后又改乘特快车经神户、大阪、京都、名古屋、静冈、横滨等地，沿途均有欢迎群众与记者，25日上午9点梅兰芳到达东京。在东京，梅兰芳在中国使馆人员陪同下拜访了大仓喜八郎，游览了上野公园和浅草公园，据说梅兰芳看到上野公园的鸽子，非常喜悦，感慨万千。梅先生还观赏了日本歌舞伎的表演，并同日本名旦中村雀右卫门进行了广泛的艺术切磋，二人从此结为至友。梅兰芳特别佩服中村雀右卫门的化妆，梅兰芳后来在化妆上有所变化，很可能是借鉴了日本歌舞伎的某些手法。

梅兰芳于5月1日起在东京帝国剧场出演，演出了《天女散花》、《御碑亭》、《千金一笑》、《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等多出节目，反响强烈。当时门票通席定为1日元，特等席定为10日元，都超过歌舞伎门票价格的2倍以上。据跟随梅先生出访的赵桐珊先生介绍，日本剧场有一个规则很别致，如果发给后台一个写有“大入”两个字的小纸袋，袋内装一枚有穿孔的5分小硬币，就说明是“满员”完壳御礼），梅先生在东京共出演14场，一共拿到过12次小纸袋，可知成绩不错，几乎场场爆满。

二

从梅兰芳先生访日的经纬来看，中国方面普遍以京剧走向世界、中国重振国威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的。当时中国国内的杂志《春柳》曾发表这样的社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掀起轻侮中国的风潮，这次梅兰芳先生赴日公演，至少可以让日本人一睹中国文化之风采，改变轻侮中国人的态度。社论寄托着对梅先生访日的热情期待。梅兰芳成行那一天，北京正东育化会（即后来的梨园公会）数百名会员聚集北京前门东车站，敲锣打鼓、盛况空前。因为是京剧有史以来第一次出国演出，而且是到号称亚洲第一强国的日本出演，其象征意义更为突出。到达东京后，中国留学生们更为兴奋，他们把梅兰芳高高抬起，冲围而出，将梅先生视为振兴国威的民族英雄。

日本方面也一点不含糊，上文提到过，梅兰芳的访日，已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商业演出，而是被赋予更深层的意味。这里当然有这样一层因素不能排除：即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举手投足更显山露水。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有其深远的战略考虑。

大仓喜八郎是一个商人，但他是一个带有官方色彩的商人，围绕梅兰芳访日，他态度颇为积极，其出发点好象并非是出于经济上赚钱的考虑。同时，在邀请过程中，甚至请出章宗祥、陆宗舆这样的政治人物出场。在梅兰芳赴日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这一切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梅兰芳到达东京的翌日，中国政府的驻日代理公使举办招待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豪华阵营”，着实令人吃惊，这其中包括日本首相原敬为首的日本政府的阁僚大员、东京在住的欧米各国的大使等等。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政府底气不足，中国的代理公使主办的各类宴会，日本方面派出个外交次官级别的人物已算是给足了面子，外务大臣以上级别的人出席这次活动，那真是异例中的异例。梅兰芳访日，竟然惊动原敬首相的大驾，并要欧美各国大使陪席，这等风光，显然是有那么些深层原因的。再联想到梅兰芳先生赴日后沿途一直有日本人的欢迎队伍，更有记者随处跟进，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一次例行的商业演出。70年代日本歌舞伎访问中国，当时周恩来就特意指示，要求中国观众将看戏当作政治任务，要把掌声无私地奉献给日本芸人，同时戏院的大门被紧闭，也就是说，中国观众看得懂要看，看不懂也要看，要突出的是政治气氛。不可否认，梅兰芳先生访日是以魅力征服日本观众，但鉴于京剧第一次与日本观众见面，如此轰动，这背后是否也在酝酿着一些政治的计算呢？

三

无法排除日本当局利用梅兰芳先生访日作政治文章的企图。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大肆扩张势力，步步蚕食中国的各项利益，这其间发生了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运动，之后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孙文的革命派也在日本活跃奋斗。可以说，中国和日本迎来了关系相当好的黄金十年，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诚心诚意要拜日本为师，学着日本追赶欧美列强，大亚洲主义也成为一时之潮流。但日本人追求的是“霸道”而非“王道”，当日本政府向袁世凯递上21条请他再“高升一步”时，中国的民间反日情绪已达到势不可挡的高潮，而南洋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更是给国内的民众以鼓舞和支持。面对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日本当局无法熟视无睹。梅兰芳先生的访日，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绝好的向中国人民表示友善的契机。京剧作为“国粹”，一直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皇帝们，兴致好的时候还会亲自改编剧本，指定乐器，包括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人，都显示出对京剧的浓厚兴趣。在识字率十分低下的中国社会，京剧作为政治宣传和传统道德意识渗透的道具，具有相当大的覆盖面和穿透力。即便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也是从京剧《海瑞罢官》着手，全面推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构想。日本当局欣赏梅兰芳先生的京剧成就，这一点是事实，但他们更希望的是借助京剧在中国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借梅兰芳先生访日的契机撒播“日中亲善”的宣传种子。遗憾的是，日本的这把如意算盘似乎未能灵验，就在梅兰芳先生日本公演时，中国的北京掀起了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而矛头实际上直指日本。

梅兰芳访日，对当时日本文化界的名流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件盛事。梅兰芳与日本演艺界人士频繁切磋、交流感想。在梅兰芳回国后，日本剧团还排演了《天女散花》，不少名优模仿梅兰芳的舞姿，称之为“梅舞”。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如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冈崎文夫、青木正儿等人纷纷著文介绍、考订和评论梅兰芳演的戏。当时东京江文书店还出过《品梅记》的专辑，里面集中收集了相关文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批知名人士的确欣赏梅兰芳的表演，但他们评论的重点似乎不是要肯定作为历史遗物的京剧，而是梅兰芳先生对传统京剧的改造。随着日本国力的强盛与中国的衰退，日本的知识界越来越产生对待中国的傲慢态度。象服部宇之吉、内藤湖南这样的“中国通”，也公开对中国的儒家传统公开批判，并自我标谤文化的中心已逐步转向日本，将来需要用日本的文化来改造中国落后的文明等等。京剧和歌舞伎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当时日本著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就是一个京剧通，他曾经在北京会过胡适，并直言要对京剧进行大幅度的改造。我们估且不论芥川龙之介的看法是否有客观的价值，有一点是需要强调指出：即日本的知识界并非全盘肯定和接纳中国的京剧，中国方面将梅兰芳先生的迈出国门理解为重振国威，这多少有点一厢情愿的成分。如果往深处考虑，日本知识界如此看重梅兰芳的访日，这之中是否交织着这样一种意图呢？即准备利用歌舞伎和京剧的共通之处，创造出一种以歌舞伎为核心的亚洲型的新艺术，进而为日本的国家扩张主义战略服务。对于这一点，还需要有关专家学者作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梅兰芳先生初次访日，并非一次纯粹的商业性演出，更不是纯粹的重振国威的意识形态宣传，这里夹杂着很多复杂的中日关系的背景要素。日本方面盯上梅兰芳先生，并不仅仅是他艺术上的成就，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宣传“日中亲善”的功利考虑。这一如意算盘，一直打到抗日战争。1937年冬，梅兰芳先生所居住的上海沦陷，日本政府马上派人带着重礼请梅先生出山，梅兰芳先生被迫于1938年避难香港。1941年12月香港也沦陷，梅兰芳为对抗日本的请他出山的阴谋，长期不理发。并蓄起了胡子。梅先生的拒绝出演断了经济来源，只能靠拍卖古董和卖画为生，但其“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一直传为佳话。从梅先生的这段“抗日”经历来看，梅兰芳对当年日本的殷勤和“礼贤下士”是早有所警戒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凸现出日本方面当年的深远动机。

梅兰芳先生首次访日，的确轰动社会、影响深远，但将其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一古脑儿摆到中日友好的大旗下，这恐怕不尽客观。许多历史事件，是需要仔细分析和体会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