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佐佐木俊一在深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佐佐木俊一，1933年出生于日本仙台，毕业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2003年来到深圳，曾任麦格雷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社长，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早上7点起床，8点15前到达位于深圳龙华区的公司，然后坐在最角落的工位，戴上老花镜，一丝不苟地开始工作，这是91岁的日本老人佐佐木俊一（以下简称佐佐木）的工作写照。

　　21年前，当时已是古稀之年的佐佐木只身来到中国，独资创办了麦格雷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从最初的不到10名员工到现在的超过500人，在日本东京、泰国曼谷均有分部，并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一批忠实客户，公司生意规模越来越大，佐佐木本人更是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在中国办理就业许可的外国专家，可他始终低调、谦和。在公司，他没有单独的办公室，每日活跃在工作一线，回复工作邮件、回答下属请教的研发问题、准备行业论坛主题演讲……

　　采访佐佐木是在他午休过后。老人家走路健步如飞，说话却是慢条斯理。谈及自己在中国的20多年岁月，佐佐木笑道：“这一切的发展都在我的计划之外，可以说是我70岁后‘额外的人生’。”

　　佐佐木俊一在工位上工作。（本刊记者 冯璐／摄）

　　“时代的恩惠”

　　佐佐木出生在日本仙台的一个技术人员家庭。儿时起，他就展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喜欢阅读科学类杂志，碰到问题会究其根源，直到解决为止。一次，坐车路过工地看到起重机，佐佐木想象着它是如何延伸和下降的。这种对所有事物抱有疑问的习惯，贯穿了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佐佐木曾做过10年左右的工程师，在磁应用领域原本是“外行”。1965年，32岁的他进入一家磁能相关公司就职，那也是他首次涉足磁技术开发工作。为了了解工作中应用到的技术原理，他去图书馆自学，一头扎进磁应用知识的海洋。后来，佐佐木在日本东京创立麦格雷博株式会社，为组装家电器件的工厂提供充磁产品，定位于服务全球高端制造业。那是1979年，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微波炉、音响等家电产品进入普及阶段。有磁能的配件有着巨大需求量。中国则处在改革开放初期，位于前沿的深圳与日本交通便捷，很多外商对中国华南地区的巨变有目共睹。

　　2001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外企选择到中国设立分公司，其中就有不少日企。佐佐木观察到，当时中国磁能技术相对落后，一旦日企的设备在中国出了问题，必须送回日本进行维修，来回运输成本大、耗时长。在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之后，佐佐木于2003年来到深圳。

　　初到深圳，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大的标语牌——“来了就是深圳人”，在佐佐木眼里，这将深圳的开放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外来事物保持包容态度，才能引领时代风潮。在客户的帮助下，佐佐木创办了麦格雷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专注于充磁、退磁、测磁、磁场取向等磁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制造。

　　21世纪初，智能手机在中国十分流行，其硬件需要磁能相关产品，这为佐佐木的事业带来新机遇。后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又给磁能配件带来一波新的市场红利，公司开始不分昼夜安排生产出货。这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干劲，让佐佐木感受到久违的繁荣。“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创业受到了时代的恩惠。”佐佐木说，“中国磁应用的需求量十分可观，我在创业期从未遇到过难以攻克的困难。”在习惯预判趋势的他看来，中国磁应用今后发展的重点是高铁、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等。

　　佐佐木告诉记者，在中国创业的最大体会是当地政府对创业者的支持。早年间，他在日本创业时因公司规模小、员工少、销量低，无法享受到政府扶持，只能靠自己把公司做大。但在中国，来自政府或投资公司的贷款非常有效，“深圳处处充满活力，大家会更多地考虑怎样利用周边资源。比如我有钱，你有产品，那我们就可以合作。良性的合作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发展”。

　　佐佐木原本打算用3年让公司正常运转，然后回日本和家人团聚。公司业务上了轨道后，他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选。另一方面，佐佐木也渐渐喜欢上了这里欣欣向荣的氛围。于是，他决定在深圳“无限期滞留”。

　　这一“留”就是21年。其间，他一直活跃在磁能产业技术第一线，积极参与整体充磁技术相关国际标准的起草工作，被业界誉为“磁能产业技术开发国际先驱”。如今，公司不仅拥有磁能应用发展基地，自主研发的整体充磁核心技术已取得100多项发明、实用新型技术、软件著作权等自有知识产权，领域涵盖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风力发电、无人机、消费类电子等新兴产业。

　　佐佐木还与多位中国专家筹建院士专家工作站，在东南大学创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培育磁处理技术的青年人才，为促进中日磁能产业交流作着积极贡献。

　　成就背后，佐佐木付出的心血也是巨大的。“他对事业有一种忘我般的热爱与疯狂。”一名与佐佐木共事多年的员工回忆，“有一次，我们吃了早饭就去拜访客户，一直到晚上8点所有工作结束，他都没有想起来要吃饭的事儿。”

　　“一个地道的深圳人”

　　从一开始的“被迫滞留”，到适应高效率、快节奏的生活，再到与深圳同频共振，佐佐木觉得自己就是个“深圳人”，和当地人没什么两样了。“年轻时我喜欢打棒球，现在改为了散步和旅游。我每年会去一次新疆或四川，到山里旅行。平时，我喜欢在城市里散步，与路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擦肩而过，感觉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一个地道的深圳人。”

　　佐佐木亲眼见证了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象最深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楼林立，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40多年前我第一次从东京来深圳，需要先坐飞机到香港，再坐巴士到深圳，或者从香港坐渡轮，现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从深圳抵达香港。”他惊叹这样的变化“宛如戏法”。然而，想要立刻适应这样的深圳速度，对外企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日企文化里，大家喜欢不断地开会讨论，不会马上得出结论。而深圳企业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遇事果断决绝、当机立断，虽然这有时会带来风险，但很新鲜。相应地，深圳对失败的包容性也更高。”佐佐木说，如此思维方式，为深圳带来的是高效率，“我也在努力向中国企业学习”。

　　佐佐木发现，“日本人希望从头到尾都要自主研发产品，但中国人希望并十分擅长‘引进来’，比如从欧洲引进相关产品，组装、调整之后进行运作，同时通过学习研究来‘消化’相关技术，再进行调整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好的东西。这种独特的优化能力为中国飞速的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擅长资源整合，“这样能把有能力的人集合起来，并把技术、资金集合，让公司的凝聚力愈发强大。而日本人独立性较强，只会想着通过自己的力量，不靠外力，让公司发展壮大。”

　　“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有一种全世界共通的心态，就是想要被需要，能为他人作贡献。身边的人经常会开玩笑让我再留5年、10年，甚至更久……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幸福感很强，身边的人也很关心我，能让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佐佐木强调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能让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动力与期盼。这也是他没有独立办公室的原因之一。“我想和大家在同一场所、同一时间工作。公司原本准备了单人间给我，可这样的话，我就不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了，所以我主动要求和大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这样也可以给晚辈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佐佐木解释说，“对制造业来说，熟练技术人员的专利、知识是竞争力的源泉。我希望将掌握的技术传授给年轻人。磁能领域有些细分板块的发展相当缓慢，而这些技能只能靠前辈们亲身传授，且非常需要经验和忍耐力。我们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技术传承。”

　　“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对事物有好奇心，保持学习，这样才能养成工匠的心境。如果只是为了钱，工作是没办法长久进行下去的。当我们在解决工作问题时体验到乐趣，我们也就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在佐佐木看来，技术传承要有经验性的“感觉”，这样才能珍惜东西，认识到眼睛所看不到的价值。“当然，只靠感觉也不行，还要把精密的技术标准化，这样年轻一代才能准确无误地传承好。”

　　被问及会如何形容深圳时，佐佐木选择了“年轻、成长、未来”，并表示自己已经不是用一个外国人的思维来评判了。他看好深圳的发展，认为这座年轻的城市肩负着商业和经济发展的使命，有着无限的潜力。“年轻人最大的财富是时间，这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显得尤为重要。”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远在日本的家人，一直希望佐佐木能回国生活。他每年都会回日本探亲，却发现自己已逐渐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出行交通也和印象中的日本不一样了。再加上不少亲朋好友离世，日本很多事情让他无所适从。“现在回日本，我更像个客人，有些陌生。当然，我来中国也是客人，但大家都在努力关照我。比如公司的董事长，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来看我的脸色怎么样。看我红光满面的，她会非常高兴，如果我的样子有点消沉，她就非常担心。”

　　由于年事已高，佐佐木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陆续转让给现任董事长彭林。“我主要负责技术研发方面的工作，融资收购等经营方面的事情由董事长负责。”

　　彭林的儿子彭俊霖也在公司任职。在彭俊霖眼中，佐佐木是一位善良、温暖的长辈，“他不是那种喜欢说教的长辈，不会高谈阔论人生哲理，而是以身作则，用言行感染他人，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文化里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彭俊霖一家和佐佐木住得很近，像亲人一样照料着他。一家人出去玩的时候，也会邀上佐佐木。

　　闲暇时间，佐佐木会在家里看书、看电视。他拾起了大学时期的爱好——拼装模型，还和5岁的小邻居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喊我‘爷爷’。我们关系特好，每周都带他去游乐场，跟孩子在一起玩很开心，只是很需要体力。”

　　采访过程中，佐佐木神情笃定专注，很少有情绪的波澜，但一提起5岁的中国好朋友，佐佐木的眼神温情脉脉，语气间充满骄傲。

　　“如果时间倒流20年，我依然会选择来中国。而且，在我还有能力工作的时候，也会一直留在这里。”佐佐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