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并归纳了本次对话双方达成的共识。王毅表示，本次对话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在迄今合作基础上形成诸多共识。其中，王毅指出，双方在有关节能环保、新能源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的共识如下：就气候变化、海洋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环境议题加强沟通合作；开好第十三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积极探讨氢能等能源领域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王毅的重要发言，也即指明了今后中日可在节能、环保与新能源领域加强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中日两国都是化石能源进口与消费大国，两国在节能领域有合作的潜力与空间

中日都是石油天然气进口与消费大国，都面临着日益升高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趋利避害，是两国必须需要面对的问题。中日两国进口能源的地区一般而言，都是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区。不仅如此，由于距离遥远，既要耗费长途海上运输的巨大成本，亦要应对处理海上运输能源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等。对此，国内节约能源消耗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亦是有效抵消国际进口能源经济成本不断攀升的一种有效便捷的方法。

日本在节能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术。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单位GDP能源消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中国需要大力建设绿色中国、环保中国与低碳中国，节能环保需求强烈，中日可在节能领域尝试合作，拓展合作空间。具体包括：提高煤炭火力发电效率；降低汽车燃油消耗，例如改进汽车发动机燃烧系统、提高燃油品质以及强化燃油标准等；通过改善与提升技术，耗能大户钢铁工业将会大大提高能源效率；在工业以及民用领域，可以着眼采用高效锅炉、干熄焦设备、隔热材料与高效泵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方面，可发展生物质能源、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垃圾焚烧、垃圾发电以及垃圾循环利用等。

中日在氢能这一新能源领域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氢能是近年来才开始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一种新能源，但氢能已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效清洁能源。其实，氢是自然界存在最普遍的元素，据估计它构成了宇宙质量的75%，除空气中含有氢气外，它主要以化合物的形态贮存于水中，而水是地球上最广泛的物质，如把海水中的氢全部提取出来，它所产生的总热量比地球上所有化石燃料放出的热量还高9000倍。从这一点来说，氢能不是一种新能源，它是一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能源，之所以说是“新”能源，还不如说是因为之前公众对其认识与了解非常少。

日本制定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提出，到2030年日本将确定氢再生能源支柱地位和制造技术，构筑国际新能源供应链，使氢气产量从目前每年4000吨发展到30万吨，降低制造成本三分之二，在实证试验基础上建立氢发电商业产业体系，将加氢站扩建至900座，将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提升至80万台，将公交车及作业铲车增加至1.2万台，将家庭用发电设备提升至530万台以上。其中长远战略目标则是氢产量达到年产1000万吨以上，使氢发电成本降低至目前天然气价格水平。另外，要重点普及家用燃料电池发电成套设备，实现发电、取暖、热水等配套联产。

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这是氢能源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时，在参观丰田汽车北海道厂区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款名为“MIRAI”的氢燃料电池轿车，这款车型一次加满氢仅需3-4分钟，而续航里程却可达650公里。中国早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就已经把发展氢能燃料电池技术作为重点。《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则进一步描绘了中国氢能发展路线图：到2020年，中国燃料电池车辆要达到1万辆、加氢站数量达到100座，行业总产值达到3000亿元；到2030年，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要突破200万，加氢站数量要达到1000座，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0亿元。

虽然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氢能这一未来重要的新能源，但从技术与规模来看，还是与发达国家有一些差距。仅以加氢站为例，日本已经拥有91座，中国到2018年7月已建成、在用及在建的加氢站共有41座，但实际投入或即将运营的加氢站仅为14座。日本氢能源发展已经走在前列，除了大规模研发与实践外，氢能已经走进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燃料电池车的逐渐普及）。

中日两国都对氢能这一独特神奇的新能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氢能可以成为中日下一轮合作新的亮点。日本在氢能领域起步比中国要早，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与做法，来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氢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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