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明代，中日两国在文化、经济层面的交往因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盛行海上贸易而继续得到发展。如《明史?外国列传》所书：“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数十，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明朝对当时日本的总体情况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尽管由于前期的海禁政策以及后期的倭寇之乱，中日高层之间的交往不再延续前例，但是明朝大量的生丝、织品、明钱及书籍出口到日本，日本的硫黄、铜等矿物、扇子、刀剑、漆器和屏风等工艺品被交换到了明朝。贯穿明代，勘合贸易和地方政府的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明清交替之际，更有不少文人志士流亡到了日本，朱子学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在日本成为了官学。

步入近代，由于日本奉行军国主义战略、四处侵略扩张，给亚洲近邻尤其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对外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毫无疑问，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中日老一辈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从那一刻起，两国关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从1972年至今，中日两国的人员往来从当初每年的几万人次发展到今天的超1000万人次，贸易额也从几十亿美元上升到今天的超3000亿美元。显而易见，友好交往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日双方应该把握机会，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增进理解，强化包括文化交流领域在内的全面合作，共同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携手共建世界和平繁荣。（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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