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建强指出，从历史事实和法理而言，中国政府当然有依据证明中国民间个人的请求权并没有放弃。他介绍说，比较而言，韩国在救济受害者的问题上，其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韩国政府将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两国间的财产和请求权问题已完全解决”的条款解释成“‘慰安妇’等问题并不在此范围内”，并主动出击，要求与日本政府磋商“慰安妇”问题的解决；第二，接受被日本奴役的劳工在韩国境内起诉，具体对象仅限于日本加害企业，而不包括日本政府，这样的处置回避了国家主权豁免的障碍。

韩国的外交和司法实践，为亚洲其他受害国家树立了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参照。韩国法院在管辖民间对日加害企业的索赔案件方面，早已令日本政府习以为常。

管建强指出：“在处理民间个人请求权的问题上，依循法律的规范来处理是明智的。如果法律的问题非得要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往往会留下某种病灶。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在1978年10月，14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牌位列入靖国神社合祭，其后，日本多位首相无视《中日联合声明》确立的精神，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他们分别是大平正芳（参拜3次）、铃木善幸（参拜9次），中曾根康弘（参拜10次，198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40周年之际，以首相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此后的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积极参拜过靖国神社。”

显然，中国的善意并没有换来日本政客对历史的真正反省，日本政府要员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使得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在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后又面临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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