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带你认识一群前所未闻的日本人！中国“慰安妇”的朋友！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介绍这样一些中国“慰安妇”大娘的朋友。

下面这真实的故事，来自我的一本纪实小书《不一样的日本人》。

其中记述的日本人几十年来无私地支援、帮助着中国的历史证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们。有三位口述者在采访过程中先后去世。接连的噩耗，加紧了抢救性记录的紧迫性。

这些日本人，不求名利，不求理解，不求回报，不求感谢。

这些日本人，保卫证人，保卫真相，保卫历史，保卫和平。

他们一生，与日本右翼的攻击和威胁作战，与自己的清贫和寂寞作战，与日本社会的冷漠和侮辱作战。

他们，是很多人前所未闻的“不一样的日本人”。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日本的印象限于两方面：一是右翼日本政府的负面印象，二就是日本旅游、宫崎骏、东野圭吾等组成的丰富文化印象，但有几人知道他们？

“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暗蓝的海底上方有潜艇隆隆开过，发青的头骨半沉在海沙中，深紫的穗子缠绕在大贝螺上。火红的海鱼游近一具小小的白色的女人身体，一只鹦鹉螺正要将她轻轻包裹。一只黑色的眼睛，眼角挂着一滴泪水。

2010年3月21日，日本女画家富山妙子《海之记忆·献给慰安妇之花》的海报，从东京漂洋过海，放在了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桌上。

（图：日本女画家富山妙子《海之记忆·献给慰安妇之花》的海报）

这一天，头发花白、60多岁的石田米子女士踏进了在这里开展五个月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犯罪图片展”展厅。

她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从1990年代开始，年复一年，寻访当年受害而沉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大娘们。

她们跨越国界的调查，是一个平常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图：2010年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犯罪图片展”）

“时隔50多年听到日本男人说话，她还浑身发抖”

1992年，冈田大学教授石田米子第一次踏上了万爱花家乡的土地。日本的她，要寻找中国的她。

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里，“那个事”是一件所有村人都讳莫如深的事。

山西盂县河东村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在她虚岁4岁时上吊自尽了。

在杨秀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老人带领孩子登上了当地的羊马山，在山上对他们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从盂县县城来山上修炮台，还进村子里杀村民、强奸妇女，其中也有南二仆。”

当时只有虚岁13岁的杨秀莲不懂得“强奸”的意思。她回到家和养父讲白天听到的话，父亲哭了。

直到养父患癌，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她才得知真相。

满头白发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曾找到一位侯大娘愿意去日本作证，虽然丈夫同意，周围的人却都强烈反对。“她坐车来镇上，有些晕车，在一位亲戚家休息，又遭到这位亲戚的强烈反对，侯大娘就放弃了作证。两年后，她丈夫去世，侯女士对未来绝望，就自杀了。”

最初，别说是打开大娘的心扉，就是想要靠近她们身边，对刚来中国的日本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石田米子第一次见到高银娥大娘，“时隔50多年，一听到日本男性的声音，她就浑身发抖。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绝对不是坏人’，大娘都一直颤抖着，好像失了神……我第一次见到这情形，胸口就像重重被打了一下。”

最后，石田米子走向前，伸出手抱紧了高银娥。不停在她的肩头重复说“不是坏人”，老人才慢慢镇定了下来。

让老人们开口讲述受害的残酷往事，是如何做到的？

“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或者女儿、养女、孙女、侄女、姐夫、干亲，坐在一起聊天。随着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从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在访谈时我们谢绝男性亲戚在场。”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

一群用中文喊“大娘”的日本人

终于，在一次长谈中，高大娘慢慢地对石田米子她们说了出来：“……一到晚上，又是我一个人被带到窑洞里，别的女人都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叫出去糟蹋……”志愿者佐藤佳子反复听着录音，记下这一句。

有无数句控诉，来自不会读写、只说山西盂县方言的大娘们，经历重重交流、翻译，终于变成我们看到的白字黑字。这其中，大娘们用的字眼都是“糟蹋”。

现在，我们知道了，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当年相貌清秀，1942年被侵华日军军官“傻队长”从地窖里拉出来侵犯。此后被拉到日军驻地，先后被两人“霸占”。

南二仆中途逃跑过。恼怒的日本兵“苗机”找不到她，就把她当时只有10岁的弟弟拖在马后边，在村里跑了好几圈，“刮得肚子到处是血”。躲在菜窖的南二仆听说了，就自己走了出来，被“糟蹋”到1945年，才回到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尹玉林大娘虚岁19岁的春节后，侵华日军闯入她家，“糟蹋”了她和姐姐。受害的日子重复了一年多。尹玉林无法正常给刚出生的婴儿喂奶，只好靠她妈妈嚼碎了胡萝卜喂给孩子……但一年后，孩子还是在土炕上停止了呼吸。

“那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现在想起来就想哭啊……”尹大娘这样说，石田米子记下。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不懂中文的日本志愿者，一定会说一个汉语词：不是“你好”，不是“谢谢”，是“大娘”。

“‘大娘’这个特定的称呼，是包含了我们对坚强地面对伤痕、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作证的女性们的无比敬意。”石田米子说。

这些民间团体的所有日本人都是义务志愿者，他们有的是律师、教师、公司职员……

从1996年到石田米子等人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一书诞生的2003年，日本民间调查团留下了150多盘珍贵的磁带记录，每盘时长为两小时。2004年4月27日，此书和录像资料被作为“慰安妇”索赔案的证据，提交上了东京高等法院。

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慰安妇”事实，却驳回万爱花等人的诉讼请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请不要向我们道谢”

中国受害妇女在日本法院接二连三的败诉，引发了“山西省·查明会”、“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简称WAM）等日本民间组织的一个决心。

WAM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说：“虽然败诉了，但为了恢复‘大娘’们的尊严，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她们走下去。所以我们希望将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充满勇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转告给更多的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我们强烈希望让她们的事迹在山西省展出，是因为在山西有16位已站出来的受害女性。”

耗时两年多，日本志愿者制作了令人惊叹的“慰安妇的世界地图”，标注了全世界3000个以上的日军犯罪地点。

这张巨大地图，静静地悬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令人们停步仰视。它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开幕这天，幸存者本人站在自己照片前，潸然泪下。

展览的400万日元经费全部是日本志愿者募捐的。她们还在有限的经费中，给患病的大娘资助医疗费。

但她们自己的环境却不尽如人意。放映历史纪录片、举办反战展览时，常受到右翼势力的冲击，甚至曾经失火。主要组织者常接到威胁电话，父母家也接过骚扰电话。

石田米子的先生从20多年前起，一直因病在家疗养。但丈夫对她说了四个字：“你就去吧！”于是，她再次踏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但当我对石田说“很感谢你们”时，她忽然说：“请不要道谢。被中国人道谢，作为日本人，我们会觉得很为难。”

石田米子解释了她的婉拒：“因为我们做的一切不单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日本人。日本国内有人说我们‘卖国’，但其实我们不是在‘讨好’中国。战时的日本人在国外做了极其野蛮的罪行，但回到国内依然做‘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我们是想提醒自己，让这样的事不再重演。”

至今，她们每年要去盂县农村两次以上，倾听受害妇女的诉说，“和她们分享活下去的力量” 。

“每个人的一生中可能都会有一些非常痛苦、难以启齿的伤痕，她们慢慢说出来的过程，也是渐渐找回自信的过程，慢慢可以抬头挺胸，能够回头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告诉我这一点的，是山西的大娘们。”

第十几次来山西的石田米子摘下了防风沙的口罩，把手放在胸口说：“我很想对她们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