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东京神保町后，我才真正找到买旧书的乐趣。因为这里的一百多家店，没有两家的经营范围是雷同的。其中有专卖中国图书的山本书店，有只卖佛教类的东阳堂，有前后堆满了自然科学类古书的明伦馆——对于崇尚“职人”精神的日本人来说，即使卖书，也是术业有专攻的。再加上书蠹多、旧书更新速度快，每次走出地铁站时，我都会忍不住加快脚步，迫切地想知道今天将会遇到什么。

始创于昭和七年(1932)的原书房，是家易学及版画类古书店：一楼出售易学、风水、姓名学、占星术等相关书籍;二楼则卖各种浮世绘和版画。除了怪力乱神主题的书籍从地上堆至天花板外，店里还有一玻璃柜子的罗盘仪，供你亲身实践。老板娘的身后，一张硕大的八卦运命图悬在屋顶。店里只有半架的东洋史著作，且价格都不怎么便宜，所以我第一次去时，看了十多分钟便悻悻而去。没想到后来在神保町，我在这里买到的书算是最多的。

原书房门口常年摆着两个小书架，处理那些和易学无关的古书。我有一次路过，瞥见那里正摆着汲古书院的不少影印和刻本，品相完好，每本标价只要1000日元，是其他地方的一半都不到，所以已经被买得七零八落。我赶紧收下“和刻本正史别卷”里的王偁《东都事略》一册、王鸿绪《明史藁》四册、《诸史抄》一册，以及“和刻本汉籍随笔集”中的张鼎思《琅琊代醉编》一册。边收边懊恼，为什么前几天都没有发现呢?

更为气短的是，《明史藁》全套应有五册，但不知道被谁挑走了最后一册。我猜应该是某位日本买家，只需要里面的《日本传》吧?但这种零卖方式，实在不怎么地道。这套《明史藁》原书藏内阁文库，是嘉永六年(1853)日本高田藩仿照雍正元年敬慎堂本覆刻，版心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横云山人即三百一十卷《明史藁》的主编、翰林院编修王鸿绪。王鸿绪本《明史藁》脱胎于万斯同五百卷《明史稿》，同时是乾隆朝最终成书、“二十四史”之《明史》的前身。由于它的地位承上启下，可从中窥见清中前期官方明史叙述的演变过程。

比如《明史藁》卷一百十一列传分为上下卷。下卷名为“三王传”，是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的传记，兼及浙江鲁王朱以海及广东绍武政权。“三王传”的修饰痕迹已经很明显，比如叙述福王的结局道：“丙午，执王至南京。秋九月甲寅，王北去，事轶”，其实是在北京被清廷处死。又称鲁王朱以海逃亡到金门后，郑成功“礼待颇恭，既懈，监国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入海中”，抹黑之意也很露骨。虽然如此，“三王传”毕竟为南明作传，《明史》里则一字无存。从《明史稿》到《明史藁》再到《明史》，明显地看到清朝前半段官方的历史叙述口径，是在不断拧紧的。

《明史藁》三王传卷首

箭内亘的《蒙古史研究》，就摆在《明史藁》旁边。此书由刀江书院初版于1930年，这部是1966年复刻重印版，精装一巨册，厚达1000多页，虽然已经没有函套，但还是毫不犹豫收下。箭内亘(1875-1926)是日本最早培养的一批东洋史学家，号尚轩，出生于福岛县白河郡，23岁负笈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师从率先提出“东洋史”与“西洋史”概念的那珂通世(1851-1908)。箭内凭借论文《中国基督教的兴亡》毕业后，终身从事满蒙史研究，尤擅元史，52岁时因胃癌而英年早逝。

箭内亘对东洋史的第一大贡献，就是编写了《东洋读史地图》，我刚来日本时就在雅虎上拍得一册。此地图的精确性，远不及后来谭其骧主编的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但优点是简明扼要，如“南北朝时代亚细亚形势图”，用不同色块标出北魏、南朝宋、高句丽的势力范围，让人一目了然。另一特点是重视朝鲜局势，比如“李氏朝鲜”图，就绘出了壬辰之役日军五支登陆部队的行进轨迹。此地图集由学生和田清整理出版后，在富山房总共重印了二十多次，几乎是东洋史学者的案头必备书。

1910年“日韩合邦”后，箭内亘加入白鸟库吉牵头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学术调查部”，来到朝鲜及中国锦州、大连、营口等地做实地调查。1913年《满洲历史地理》和《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刊物相继出版，箭内亘和松井等、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都是活跃的撰稿人，这本《蒙古史研究》的大部分文章，最早就发表在这两种刊物及《东洋学报》上。毋庸讳言，“满铁学术调查部”乃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事业之一环，但由于日本学者讲证据、偏考证的治学风格，所以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

《蒙古史研究》刚问世，民国学者陈捷、陈清泉二人便着手翻译，“国难前业经译就，幸尚未罹兵燹”。“九一八事变”过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译稿分拆多本，1932年出版《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1933年出版《兀良哈卫及鞑靼考》、《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1934年出版《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元朝制度考》和《元代经略东北考》。也就是说日文版问世一年内，重要篇目都已经译成中文，速度不可谓不快。201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用的仍然是这个民国译本。但我比对中译本和日文原版后，发现此书“附录”及“外篇”所收的《元世祖与唐太宗》《元史研究资料及参考书目略》《再答羽田博士》等都没有翻译过来。可见要彻底了解一国之学术，还是非通其语言不可，光靠翻译，难免有遗漏甚至误解。

2016年6月初，我去庆应义塾旁听“在日汉籍之流传”国际会议，散会时，遇到十多位北大、复旦、京大等学校做文史的中国同胞。聚在一起吃饭，席间自然要聊到日本的古书店。一位复旦老师说好几年前，他曾在文库堂一次性收了上百本某位日本学者的旧藏，包括各种粟特文、波斯语学术著作，以及二战前日本的内亚考察报告，其中很多连院系图书馆都没有。但最近，这家书店实体店却关门了。大家不禁感叹，近年来一方面日本东洋史研究萎缩，古书店的生存状况堪忧;另一方面，来买书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多，淘到好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吃完午饭，我决定翘掉下午的会议，去神保町看看。其实我心里惦记着的是原书房，因为他们最近好像收了一批文教大学(前身为立正女子大学)图书馆的“消印书”，其中不少是东洋史著作，但每次都只在门口摆出一小书架，卖空了再补上。于是我隔几天都得去一回，先直奔原书房扫一批，再去其他书店慢慢逛，临走时再杀个回马枪，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割韭菜”。一来二去，老板娘都认识我了，甚至允许我把书先寄存在他们店里。青木正儿的《支那文学艺术考》、《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册、林泰辅的《周官著作时代考》、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等名著，都是我“收割”来的。

那天到时，门口已经有人在那里埋头翻阅，手上拿着的，好像是一本胡适的民国版旧书。我暗暗觉得不妙：又要被人抢先了。幸好那位日本顾客可能不识胡适为何方圣神，翻了几页后，居然将书放下，转身离去。我赶紧占领书架前的位置，发现今天摆出了将近二十本民国学者的著作，包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章太炎《国学概论》、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而且大部分都是初版，每本索价只要200到300日元。机会难得，我毫不犹豫，将这批书照单全收。

回家后细细翻阅这批书，我发现这都些是原京都大学教授、伦理学家保田清(1913-1999)的旧藏。保田清出身于神户市，20岁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1950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一直待在京大。查《京都大学百年史》，保田所属机构是哲学研究室，当时他“除了介绍西洋伦理学外，亦从东洋伦理思想出发，对其做新的阐释。”其著作有《王阳明》、《道德的生成》、《道德哲学的基本》等，并曾将英国女哲学家沃诺克(Mary Warnock)的《二十世纪的伦理学》译为日文。

保田清批注本《论语研究》

这批书的扉页，都盖有“保田”两字小印。另有一册昭和3年(1928)东京文求堂影印璜川吴氏仿宋刊本《中庸章句》的末页，有签名“保田清”。璜川吴氏，是清中期苏州府长洲县的藏书世家。第一代主人吴铨，号璜川，曾任吉安知府，归田后建遂初堂，辟璜川书屋，藏书中以宋版《礼记》、《后汉书》最为知名。其长子吴用仪、次子吴成佐，继续传承家族的藏书刻书事业。张之洞《书目答问》经部著录此书：“璜川吴氏仿宋本《四书集注》二十六卷，附考异四卷。吴志忠校，嘉庆辛末刻本。”范希曾补曰：“是书一名《朱子定本四书集注》，吴氏校订精审，极有功于朱注。”

东京文求堂当年将这部《四书集注》分拆影印，除了《中庸章句》外，我还买到了《大学章句》。两书都留下了保田精读过的痕迹：红笔划线，天头地脚密密麻麻都是批注。同样精读过的，还有昭和三十八年(1963)版的永久俊雄《和汉冠注碧岩集》。对于重要的书，保田清在读完后，还喜欢在末尾写一句话，记载掩卷前那一刻，他的所思所想。这些信息今天读起来，往往意蕴无穷。

保田清批注本《中庸章句》

比如胡适的两本著作，1928年版亚东图书馆版的《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以及1919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一本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一本是任教北京大学后一鸣惊人的讲义。保田清似乎没有读完《先秦名学史》，但《中国哲学史大纲》则于1937年9月26日批读完毕，对于这本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山之作，他是这么评价的：

“孔子の項は伝統的偏見さ免れざるも他大體可と云々”

翻译成中文就是：“除了关于孔子的部分不免传统的偏见外，其他部分大体可读。”保田清批评的是胡适这本书的第四篇，文中介绍孔子“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的三十四岁之后。”孔子见老子的说法，来源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真实性有待商榷，自称有“考据癖”的胡适贸然采用，难怪保田清对之颇有微词了。

东北大学教授武内义雄(1886-1866)《论语之研究》，是与孔子有关的另一部保田旧藏。与高举美国实验主义大旗的胡适不同，武内义雄继承的，是本国自江户时期以来，从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山井昆仑《七经孟子考文》到吉田篁墩《论语集解考异》的文本批判传统。从批注可知，保田对于武内此书更为赞赏。在最后一页，他写道：“昭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木曜日)午后四时十六分，读了之於吉田山腹。此日，靖国神社临时大祭第二日，圣上陛下御亲拜於午前十时十五分矣。”

吉田山位于京都大学西边，保田清的研究室应该就在那里。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那年日军在大陆势如破竹，汪伪政府也刚刚成立于南京。字里行间中，不难读出保田清在山居苦读之余，亦关心国事之情形。但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继续进行，他还能安心读书吗?有朋友后来也买到一本钤“保田”印的《北京的市民》，将书末题记拍了发给我，上面写道：“昭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午前十一时五十五分读了于警报下。冈崎东天王町寓所二楼书斋。”当时离终战还有一年多，日军节节败退，东京、京都等大城市的平民亦常遭到盟军的轰炸，此时的保田清，恐怕连一方安静的书桌亦不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