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超越“泛泛的中日文化交流”

当下我们学界和其他各个领域的中外文化交流，就人员规模而言，已经大大超过晚清以来的任何历史时期。然而在中日之间，中美之间以及中俄之间，我们能否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做到“知己知彼”，我们对他国的了解已经等同于甚至超过对方对我们的了解？恐怕谁都不敢严肃地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刘俊文先生主编有10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由中华书局出版。周一良先生为这套译丛写了序言。该文篇幅不长，内涵极其丰富，并谈到他对研究日本历史的中国学者的殷切期盼。周先生对日本文化和学术的精准评价展现了他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学习。他首先提醒读者：“自从旧石器时代以来，日本的固有的文化绵延不断，久远相传，璀璨光辉，不同的历史时代各有特色。”周先生接着谈到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悠久的传统”。在史学领域，日本学者继承中国和本国的考据之学，注意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精细考订中国和日本的古文献，也重视学习欧洲史学的学风。

此外，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团队的庞大规模以及研究广度和深度都非同寻常，周先生谈到陈寅恪先生“藤田狩野内藤虎”的说法（指藤田豐八、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指出日本研究中国史的优秀学者遍布“东西南北”，而且各地都有众多的中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职位。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比较教育学的深入研究，或者至少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调查和思考：日本各著名高校一共有多少中国问题研究的职位和学者，我们的各重点高校一共有多少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除了人员数量的对比，两国研究对方的学者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差异又如何。我粗略看了一下，东京大学历史和考古学科研究中国的教员目前在10位以上，而北京大学对应学科的教员是3位（我没有对比语言、文学和其他学科的情况）。拓展一下来谈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留意其他国家的中国历史研究情况，譬如莫斯科大学有几位中国史学者。北京大学专门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数目现在几乎为零。

与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状况相比，我们的日本历史研究水平如何？《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所收论文中，二战之后的论文为四分之三，健在学者所著为三分之二。周一良先生认为，对照该书“所收论著的年代，同一时期我国关于日本历史的研究，不能不说相形见绌”。周先生当时提出的期望是，如果我国的日本史学者努力吸收日方的研究成果，并且有自己创新的方法和见解，“假以时日，例如二三十年，完全能够编出一部《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论著选译》，介绍给日本史学界”。2010年，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主编的10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显然是我国学者研究日本的一项重要成果，应该也是在完成周先生期望的前进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我一直关注日本在近代和现代基础教育方面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所以特别注意这套丛书中的《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作者臧佩红博士引用了丰富的资料，系统讲述了幕府末期到21世纪初的日本教育沿革。我觉得略微遗憾的是，这部著作不太注意告诉读者日本多次教育改革实施的具体细节。譬如在谈到20世纪初日本推广小学义务教育的章节，我们读到有关法令的颁布和就学人数的成倍增加，但是我们却不清楚，在当时的日本，是否每所小学的条件和教学效果都大体一致。就像我们都能观察到的，日本目前的小学教育质量是高度统一的，乡村和城市的学校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异。由发展我们自己的义务教育的角度，其实我们很需要了解，日本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做到每一所小学都严格达到教育法令所要求的水准，如何消除基础教育方面的地域差异，如何全面毫无遗漏和例外地做到基础教育方面的社会平等，在这里面有怎样的一个过程，又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互相学习是贯穿长时段的一条主线。我们如果做好这方面的功课，透彻了解日本历史，取长补短，才能如周一良先生所说的，超越“一般泛泛的中日文化交流”。（彭小瑜 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