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特点，是世界范围的宗教复苏和民族主义上升。

　　冷战结束，意味着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但是人类历史从来都充满着思想激荡。人们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矛盾中，依靠和寻找着精神依托和对群体的归属感。于是，在传统宗教的复苏中，一部分宗教势力复归到所谓“原教旨主义”，并得到部分群体的拥戴；而恰恰当这些群体是自认为处于弱势的民族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相互纠缠在一起，产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裂的倾向，并受到国际势力的干预。在这种情形下，南斯拉夫分裂成若干独立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在与国内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进行斗争，维护国内的统一与稳定。在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涨。虽然宗教复苏和民族主义有增强某些社会的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可能被引导到破坏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上去。展望未来的国际政治演变方向，我个人有以下一些观察。

　　首先，世界力量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在国际战略格局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快速发展，墨西哥、南非、越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在增强。他们可能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里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02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应当会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可能同英国、法国相当；世界经济将更多地依赖新兴国家来推动，原有的国际秩序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其次，创建新的国际机制以处理金融安全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稳定全球经济和政治，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美国的实力未必会明显削弱，但在其对国际秩序的“领导作用”逐步下降的过程中，它将成为更为“孤独”的超级大国。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可以说处在“后现代”的发展阶段，而美国的发展模式仍有活力，并以其丰富的国内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军事力量为支撑，因此在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一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同欧日产生矛盾。更深的矛盾则可能产生于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可能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时，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恐怖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扩大，个人通过网络技术也在发挥作用。如果国际机制的“赤字”不能尽快得到弥补，那么某些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就会失控，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也会愈演愈烈。

　　三、中日关系的新趋势与发展方向

　　在未来世界，不确定的因素迅速增加，原有的全球秩序、地区秩序必然会发生难以预测、难以估量的变化。当我们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时，眼光绝不能局限于两个国家内部和双边关系，而必须将国际大局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在这里，我提出一些个人的设想和思路，供关心中日关系的人士参考。

　　我曾经就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力量对比变化做过一些研究，初步结论是：用传统的“硬实力”标准（经济数字等等）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在10年之内超过日本，在20年之内接近美国，同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实力差距也会继续扩大。在这种力量对比趋势之下，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思路，日本的自然选择是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同中国继续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在战略上对中国保持警惕甚至牵制。

　　但是，当我们把实力的衡量标准从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力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指标时，就会发现上述判断的缺陷。美国在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冲击时，困难超过日本。中国则是三国之中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最为脆弱的国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增长、社会矛盾的牵制，都使持续了30年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不仅是今后发展的方向，更是维持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之必须。中国不能以美国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方式为楷模和实现现代化的标准，而更应当学习日本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以此促进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也惟有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才能真正崛起，并成为受到世界欢迎和尊敬的大国。

　　因此，中日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能否在涉及未来全球秩序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机制。一直对中日关系造成困扰的双边问题，如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领土争议和东海大陆架的资源开发，仍然存在。但是，除了两国国内因素的影响之外，未来中日关系将更多地涉及多边和全球问题。具体包括：京都议定书的协议到期前后，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能否形成，中日在其中的各自立场和应起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条件下，中日能否合作，改进全球金融体制，防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推进，是否应当或者如何建立亚洲货币单位；朝核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能否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减少安全威胁，商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创立；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中日两国能否协作，促进共同利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改革中能否相互支持，等等。

　　我深信，把中日两国带入战争的国际环境已经远去。但是，前景并非都是光明的。在诸多挑战面前，中日两国政府之间应当加强战略对话，就前瞻性的全球治理问题和地区合作问题经常交换意见，凝聚共识。两国的民间团体，包括思想库和大学，也应当设立共同的研究项目，并且同其他国家的民间团体协调合作。把眼光放大放远，就可以避免被“一山不容二虎”式的思维方式所缠绕，使两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和共同的积极作用。＊本文选自作者2008年9月14日在日本创价大学的演讲，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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