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文件具有强制性

　　广州日报：您是如何评价这份签订在30年前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梁云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件。目前中日关系中，一共有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唯一的一个法律文件，其他的三个文件都是声明性质的。

　　在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两国之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的时候，中日双方发表了新的第三个政治文件;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双方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是我们所讲的第四个文件。

　　相比较之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这四个政治文件中最重要的，因为这份条约经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日本众议院、参议院审议批准，具有法律权威性。

　　所谓的和平条约是结束两国敌对状态、战争状态、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友好的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文件，条约与“声明”、“公报”不同，它的生效需要由两国议会批准，因而更具有强制意义。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涉及国家根本利益问题的文件一向用“条约”的形式。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从法律意义上结束了中日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战争状态，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也是现代中日关系中第一个真正的平等条约。

　　广州日报：您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这30年的发展?

　　梁云祥：30年来中日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贸关系更加紧密，缔约当年中日贸易额仅为50多亿美元，如今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政治关系上虽然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特别是在小泉首相执政时期，双方关系一度遇到了很大阻力。但现在，在两位前首相安倍和福田任期内，中日关系重新回暖。双方领导人已就两国政治框架形成了共识，那就是面向未来、战略互惠。现在日本的政治家也认识到了，中日两国斗则两伤、和则两利。

　　日本政治现在进入了麻生太郎时代。麻生上台之后，他继续承认中日现有的政治框架，因此中日关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正在筹划亚洲共同基金

　　广州日报：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成了一场全世界范围的金融海啸，中日两国是否会共同联手应对危机?

　　梁云祥：现在的华尔街危机早已经不单单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中日两国在这样危机时刻反而有了共同利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日本就曾经希望与中国联手开发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共同基金。当时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不深，因此中国没有积极的回应，再加上美国的反对就没有了动静。

　　现在危机再次危及到亚洲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日本排名第二。两国的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都与美元挂钩，因此两国完全有必要联手共同应对危机。正在筹划中的亚洲共同基金算是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由中、日、韩牵头，然后由东盟10个国家跟进，搞一个不少于800亿美元的亚洲共同基金。

　　不过这样的步骤可能不会太快，因此现在美国的经济霸权依然还在，现在还没到可以取代美国霸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