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的一天，住在日本长野县野泽村的滑雪教练河野博明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村的来信，信写在一张冬奥村便签纸上，信的全文内容是这样的：

　　河野博明教练，你好！我们很想你，谢谢你的帮助，欢迎你来中国。大会成绩（选手83人）：朴东锡大回转第50位，小回转第34位。王桂珍（选手52人）大回转36位（注：最终官方成绩是51名选手第35位），小回转18位。再见。

　　信的最后是朴东锡和王桂珍两人的名字，时间是1980年2月24日。

　　和信纸的性质一样，这与其说是书信，不如说是便条，为的是尽快让教练知道自己在冬奥会上的成绩，同时，为了让日本人能看懂，使用了尽可能少并且繁体的汉字。

　　根据记者查证，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在1980年2月27日离开纽约回国的，可见信是在运动员离开前匆匆写就的。

　　河野博明非常珍惜这封远方来信，把它装在一个相框里挂在墙上。42年后，在位于野泽的家中，他向新华社记者展示这封信的同时，也回忆起那段珍贵的往事。

　　1979年11月，中国奥委会宣布，将派团参加次年2月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这时新中国刚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由于滑雪运动水平不高，中国奥委会向日本奥委会提出，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去日本训练。

　　“日本奥委会向全日本滑雪协会通报了这件事，当时担任长野滑雪协会会长的片桐匡先生也是野泽温泉滑雪俱乐部的会长，所以主动提出由野泽承担这一任务。”河野博明说。

　　河野博明那年27岁，从记事起就开始滑雪，曾多次在日本全国锦标赛中取得高山滑雪好成绩，在那年的冬奥会选拔赛中，因为一名之差，他无缘冬奥。受片桐匡会长的委托，他为中国运动员进行冬奥会前的培训。

　　“片桐先生对我说，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的重要选手，所以要让他们在一个月内达到能参加奥运会的水平，并且取得不至于太‘丢人‘的成绩。”

　　1979年12月底，四名中国滑雪运动员来到了野泽村，他们是参加高山滑雪大小回转比赛的朴东锡、王桂珍以及参加越野滑雪比赛的林广浩、任桂平，一同前来的还有中国教练胡良奇和一名翻译。借助1972年札幌冬奥会的举办，日本的滑雪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有些项目甚至达到了国际水准，滑雪产业也有了巨大发展。而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落后，普通人很少听说过奥运会，对冬奥会更是陌生。尽管通过片桐匡会长的介绍，河野博明对中国滑雪运动的落后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见到中国运动员后，他还是有点吃惊。

　　“首先他们什么用具都没带，包括滑雪板、滑雪鞋；其次，他们的技术水平比我们想象得还要低。”

　　记者问他中国运动员相当于当时哪个年龄段的日本运动员水平时，河野博明认为相当于“高中生”。他又补充说：“日本高中生的水平也分雪国（下雪比较多的地区）的高中生和（下雪很少的）东京地区的高中生。老实说，中国队员的水平要低于雪国高中生的水平。”

　　很快，日本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给中国运动员提供了滑雪服和滑雪鞋，另外一家公司提供了雪板。日方为四名中国运动员安排了两名教练，参加高山滑雪的朴东锡和王桂珍由河野博明负责，林广浩和任桂平则跟着另外一名越野滑雪教练河野利之训练。

　　时间紧迫，河野博明从教这几名中国队员使用新的滑雪用具开始，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走向一个多月后开幕的冬奥会。

　　他说：“我最大的想法是，不能让中国队员受伤缺阵，其次才是提高水平，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很不容易。”

　　野泽村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滑雪产业，借助村里的温泉和优良的雪质，逐渐成为日本最知名的滑雪胜地之一，村里遍布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家庭酒店。几名中国队员就住在村内的酒店里，河野博明每天早上8点带领大家上山训练，下午5点下山，之后进行体能训练。

　　令河野博明最苦恼的是，四名中国队员分成两组，训练的地点不一样，训练内容也不同，而中方带来的翻译不会滑雪，最后翻译只能跟随越野选手训练，河野博明和队员的交流就成了问题。他只好通过比划和在雪地上写汉字来传达意思。后来，他干脆努力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中文。

　　“我会问他们‘明白？’或‘不明白？’如果他们做对了，我就说‘好’，做不对就说‘不好’。”

　　晚饭后，两组队员聚到一起，河野博明带领大家学习比赛规则，每天9点、10点才能回家。在野泽训练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中间没有一天休息。中国队员在吃完午饭后，有时候希望午睡一会，河野博明毫不客气地拒绝：“我说没有这个时间，现在不是午睡的时候。”

　　不过，河野博明也找到了一种“奖励”中国队员的好方法，那就是给大家买冰激凌。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帮助大家疏解压力的渠道。女队员开玩笑说：“如果不努力练习，就没有冰激凌吃。”

　　时间过得很快，1980年1月底，四名中国运动员结束了在日本的训练，离开野泽，与在东京转机的中国代表团会合，启程前往美国参加冬奥会。

　　对于中国队员在日本训练的成果，河野博明谦虚地说：“自己说不太好意思，但我觉得提升了不少。”

　　河野博明非常期待中国运动员在美国比赛的消息，但日本媒体并没有报道他们的情况，他是在冬奥会结束大约两周、收到那封信后，才知道了弟子们的成绩。

　　“比赛的名次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对于选手个人、对中国都意义非凡。”

　　河野博明后来始终保持着与中国队员的联系，并先后六次访问中国。1983年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再次见到王桂珍和胡良奇教练，他们“相拥而泣”。正是从1979年底的那次奥运前培训开始，中日之间持续进行滑雪运动交流，河野博明也多次担任中国选手的教练。1981年3月，他作为教练，带领两名中国选手参加了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高山滑雪世界杯比赛，那是中国选手首次参加该项目世界杯比赛。

　　42年过去，从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到北京举办冬奥会，中国冬季运动已经今非昔比。河野博明密切关注着北京冬奥会的赛况，看到中国选手的进步，他感慨万千。

　　“一方面为中国选手的成长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会觉得日本选手为什么不能再加把劲！令这种复杂心情达到顶点的是几天前举行的越野滑雪女子4x5公里接力比赛，中国队的成绩是第10名，而日本队则是第11名。日本队输给了我曾经教过的中国队，我是既高兴又有些不甘心，有点五味杂陈。”

　　当然，老人在感慨之余也表示，其实在42年前，他就坚信，中国滑雪将来注定会超过日本，因为国家重视，像中国女排在那时候就已经超过了日本女排，如果同样的重视程度运用到滑雪项目上，大概不出10年就会超过日本。

　　受到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下滑的影响，日本的滑雪人口与20年前相比，已经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很多滑雪场出现了经营上的困难。凭借河野博明和同仁多年的努力，野泽温泉滑雪场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即使在疫情下的艰难时期，滑雪场去年还投资3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5亿元），更新了索道。

　　他说，42年前，他每天就是乘坐此前的索道，带着中国队员上山训练的。

(记者王子江、杨汀、杨光)

新华社日本野泽2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