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面，寺崎先生很快就适应了。但在工作方面，他却遇到了一些困惑。

——在安排时间计划的时候，中国总是很慢。一般情况下日方，尤其是公务员，在1个月前就要制定出大体计划，至少一周前就会给出详细时间安排。但中国通常不是，有时甚至到了当天才能确定下来。遇到这种情况，日本人就会想，我们可是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亲自出马，你们竟然还迟迟不能确定由谁接见，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

不过，在我们了解了中国的体制和办事方式之后，才明白其实那并不是故意刁难。而且一般活动当天都能顺利进行。中方也并不是没有做准备，只是有些事还没确定好，或者只是没有正式通知而已。另外，应对媒体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日本的知事、市长因公出国，都会亲自出席记者会，发布信息，回国后也会在记者会上进行汇报。而中国的省长、书记并不亲自露面，而是通过新闻发言人。此外，日本的知事等政府官员对中国政要进行礼节性拜访时，日本至少会提前对媒体公开信息，而在中国，做法也有差异。

如果从日式的价值观考虑，很多事情都会变得难以理解。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日本了解中国，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办事方法。说起来这也和翻译的职责类似。

通过这些经历，寺崎先生对于在华以及海外工作的重要性又有了新的感悟。

——我认为，所谓文化差异，首先要认同“差异”的存在，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就会用本国的价值观来衡量事物，判断对方的优劣好坏。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彼此价值观和行事方法的不同，在此前提下，理解对方的立场，而不能因此为对方贴上好坏的标签。

在北京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寺崎先生也曾遇到过一些事情，令他印象深刻。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日中地区间交流推进研讨会。去年研讨会期间，CLAIR举办的外国青年聘用项目（JET Program）的参加者们齐聚一堂，交换意见。当时印象很深的是，中国的几位参加者叹息道，因为钓鱼岛事件的影响，中日交流进入到了冰冻期。而他们的主要工作都是与日本的交流往来相关，交流中断了他们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我之前一直抱有一种“受害者意识”：日本的地方自治体是独立于国家存在的，国家之间出现问题，为什么必须终止地方间的交流呢？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不就毁于一旦了吗？但后来仔细想想，中方的处境其实是最为艰难的。在中国，地方与中央在态度和行动上都要保持一致，这与日本是不一样的。这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凡事一定要从多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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